【摘 要】在社會價值觀沖突中，媒介輿論在引導公眾價值觀方面的作用日益凸顯。同時，我國公共領域已經大體形成，輿論學理論研究由基礎輿論學向公共輿論學深化，這為我們研究媒介輿論價值提供了理論依據與可以借鑒的理論視角。

【關鍵詞】媒介輿論;輿論價值;公共領域

媒介輿論價值研究的社會背景與兩個前提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社會轉型為我們考察媒介輿論價值提供了一個特定背景，在這個幕布上所映現出的各種表象與輿論活動，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在這種情形下，媒介輿論已成為我國社會的主導輿論，其價值導向對社會的影響尤為巨大，在對社會價值觀念的引導和對主導價值觀的構建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同時，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不斷完善，國家與社會的逐步分離，市民社會的影像也日漸清晰，由公共事務領域擴展成的公共領域也逐步形成，為我們研究媒介輿論價值提供了價值主體、客體和直觀對象。在此基礎上，我國輿論學研究開始向公共輿論學方向深化，這也為我們研究媒介輿論價值提供了理論前提。因此弄清媒介輿論價值研究的兩個前提是必不可少的。

公共領域的形成?！肮差I域”(public sphere)是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提出的一個頗有爭議的政治學概念。哈貝馬斯指出，所謂“公共領域”，指的是“我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像公共意見這樣的事物能夠形成”。公共領域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我們可以循著兩個視角來審視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成。

首先是輿論學的視角。在“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框架中，沒有私人領域，也就沒有什么個人事務與公共事務的區別，在這種情況下，與政府官員有關的公共事務常常被看做私人事務而隱蔽起來，與普通公民有關的私人事務有因普通的高強度的道德約束力量而被視為公共事務向社會公開。因此，沒有私人領域也就沒有公共領域。中國公共領域的興起正是以私人領域的凸顯而得以彰顯的，而在中國，私人領域形成的標志之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就是隱私觀念的出現。

其次是傳播學視角。傳媒歷來被視為“社會之公器”，但同時也受制于新聞體制的束縛。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新聞媒體發展的歷史，也可以看做是在構建公共領域、影響社會進程中不斷尋找和調整自身定位的過程。當然，這一切都是以不違背主流意識形態，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為前提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成是媒介市場化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傳媒市場化是中國公共輿論形成的先聲。

公共輿論的提出。對于“公共輿論”這個概念，目前是有爭議的，這種爭議不僅僅表現在對公共輿論定義的不同上，而且對“公共輿論”這一提法本身也有著諸多質疑。例如，輿論與公共輿論都是public opinion，在輿論之外提出公共輿論是否科學，而且有必要嗎?既然有一個公共輿論，那么是不是對應的還有一個私人輿論，或者說是私下輿論呢?或者有人干脆認為我國根本就不存在公共輿論，等等。

公共輿論在我國社會已普遍存在，并成為主導輿論，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對于“公共輿論”這個概念頗有爭議，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我們采用這樣一種定義：公共輿論是社會公眾對于公共事務的議論通過公共論壇的擴散而形成的公共意見。它是民意和眾意的反映，是人民的精神、愿望和意志的總和。我們這里所講的媒介輿論是公共輿論的一種形式，而且是一種主要形式。

媒介輿論價值基礎與本質規定性

對于輿論價值，我國大多數學者的一致觀點是輿論能夠滿足輿論人的需要，給輿論人帶來某種效益，一般意義上價值就是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所以有關輿論價值就是輿論能夠滿足輿論人的需要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而且是深刻的，因而從前文中，我們能夠看到劉建明先生說“這是輿論價值的全部意義所在”，徐向紅先生說“在輿論學中，輿論價值當然是指人們伸張自我，調節對象這一特殊需要的滿足”。但是我們認為輿論價值的本質，在“全部意義”和“當然”中還需要深挖下去，突破“輿論+價值=輿論價值”的簡約模式，充分認識到輿論是一種評價性信息這一特征，并在充分理解和把握評價的本質與特性的基礎上界定輿論價值，要意識到輿論價值的層次性與復雜性，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媒介輿論的作用日益突出，影響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對媒介輿論價值不能簡單地以滿足公眾的需要來進行界定。

因此我們首先應該探析媒介輿論的價值基礎。價值關系是人類的一種普遍關系——主客體關系的一個方面，即在主客體相互作用中，由于主體及其內在尺度的作用，使客體趨向于主體，接近主體(客體主體化)，為主體的需要及其發展服務。因此，探析媒介輿論價值基礎，便是要弄清媒介輿論價值主體與價值客體，這是分析公共輿論價值本質的前提條件與基礎。而要弄清輿論價值主體和價值客體，就必須先要弄清媒介輿論的輿論主體與輿論客體。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媒介輿論價值基礎，即媒介輿論價值主體是理性公眾與社會，價值客體是媒介輿論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評價性信息。通過上面的分析，媒介輿論價值的本質規定性變得更加明晰?？梢钥闯雒浇檩浾搩r值關系中還鑲嵌著另一個價值關系，構成了價值雙重結構，圖示如下頁：

從上面的圖示，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有兩個價值關系，即價值關系①和價值關系②，還有一個評價關系。價值關系②是很好理解的，它就是前面所講的那種“輿論能夠滿足輿論人的需要，給輿論人帶來某種效益”觀點的支撐點。那么，何以又有價值關系①?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評價關系又是什么呢?這也是我們必須詳細加以說明的。

輿論主體與輿論客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價值關系的存在，應該通過評價關系來理解。評價就是一定價值關系的主體對這一價值關系的現實結果或可能后果的反映?；蛘邠Q一種說法，人們對自己價值關系的現實結果或可能后果的認識，以各種精神活動的方式表達出來，就是評價。因此，評價總是指向一定價值關系的，是一定價值事實的反映，這種價值事實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預期的。由此，我們講輿論評價，輿論是一種評價，也就肯定了輿論主體與輿論客體之間的評價關系的存在，也就肯定了價值關系①的存在，如果說價值關系②中的價值事實是現實的，那么價值關系①中的價值事實就是一種預期的。為什么說是預期的呢?因為公眾在對公共事務進行評價時，是要采用一定的評價標準的，而評價標準雖然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但在其背后卻有著客觀的價值標準，客觀的價值標準是衡量評價標準的尺度，而主體的需要和利益實際就是人們客觀的價值標準，因此，當公共事務與公眾有著利益相關度時，這種可能的、預期的價值事實就已在公眾與公共事務之間形成。

可以這樣認為，價值關系①中的價值事實是預期的，而價值關系②中的價值事實是現實的，把預期的價值事實轉換為現實的價值事實，這當中起作用的是評價關系。能否把預期的價值事實轉換為現實的價值事實，或者說把預期的價值事實能在多大程度上轉換為現實的價值事實，完全取決于評價關系中的評價水平。具體到公共輿論價值中，就是說，公共輿論的價值取決于輿論本身的評價水平，也可以說是公共輿論的智德水平，這就是公共輿論價值的本質規定性。一般情況下，人們把輿論本身的質量只是作為輿論價值的一個要素，與其他要素等同起來，但我們通過以上的分析，認為輿論在雙重價值結構中處于樞紐位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實質上從本質上決定了輿論的價值。日本學者福澤諭吉曾說，所謂人數愈多，輿論力量愈強，只是限于人們在才智相等的情況下才是這樣。如果把人們作為一個整體，則輿論的強弱并不取決于人數，而是取決于智德的高低。例如，有些輿論可能剛開始的時候在傳播規模和對公眾的影響力方面比較小，但是由于它對公共事務本質的揭示更為深刻，反映了民心民意，即智德水平高，所以它最終戰勝了保守落后的輿論，進而推動了社會進步。

媒介輿論價值的本質規定性是公共輿論本身的智德水平，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社會熱點一個接著一個，輿論現象更加紛繁復雜，輿論活動更加豐富多彩，我們更應該注重輿論本身的智德水平。

媒介輿論價值要素

公共事務的利益相關度。公共事務在社會實踐中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表現出來——公共事件、社會問題、社會思潮等等，公眾每天都生活在這些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中，然而并非每一個事件、問題都能引發媒介輿論，形成的媒介輿論價值也各不相同?？偨Y媒介輿論現象的規律可以看到，公共事務與公眾的利益相關度越高，就越能引起公眾的注意和討論;公共事務越重要，人們對事態的期望越大，媒介輿論的規模、強度就越大，媒介輿論的價值也就越高。公共事務的利益相關度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與公眾的地域接近性、事件本身的顯著性、事件的及時性以及事件的公開程度。

理性公眾的參與強度。媒介輿論的主體，即對公共事務進行評價的理性公眾的狀態也直接決定著公共輿論價值的大小。公眾的參與強度與公共輿論的價值量成正比例關系，參與程度越大，輿論的價值量也就越大。參與強度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參與討論的公眾人數、公眾進行評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表達方式的強弱以及公眾這種評價活動所觸及社會問題的深度和對社會實踐系統的意志調節力度。比如關于反腐敗的媒介輿論，由于參與討論的公眾人數非常多，公眾進行評價很主動，也很積極，表達方式強烈等，使得反腐敗公共輿論價值得以極大彰顯。

輿論意見的評價質量。媒介輿論所形成的各種意見本質上是一種特殊的評價性信息，評價信息是認識的深化，當人們接觸到一個新生事物時，首先要認識事物的狀態，得出描述信息;其次要揭示事物的性質，得出析義信息;最后進行評價，判斷客觀事物能滿足主體何種需要，得出評價信息。價值是客觀的，但認識價值的評價過程卻帶有強烈的主觀傾向性。評價方式可分為個人評價、社會評價和歷史評價，社會評價又可分為專家評價、決策評價和輿論評價。與其他評價方式相比，輿論評價的特點表現在兩個方面：參與者的極其廣泛和不固定性，評價的及時性和公開性。

媒介輿論意見的評價質量高低也與輿論的價值成正比關系，評價性信息質量越高，輿論的價值就越大。意見的評價質量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評價符合客觀實際的程度與真理的接近程度;第二，評價是否如實反映社會事件的本質和規律;第三，評價反映民意的程度，是否順乎歷史發展，并代表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