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法蘭克福學派；現代性；大眾文化批判；現代性危機

論文摘要：現代性毫無疑問是我國學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性的分析和批判，特別是對現代性的大眾文化批判，以及哈貝馬斯的理論探索，都包含著許多積極的成分和合理的因素，是當代中國現代性建構不可忽視的理論資源。

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現代性進程已歷經數百年，但時至今日，現代性卻是一個遠未終結的話題0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代性日益成為東西方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在20世紀西方關于現代性的各種文化批判思潮中，法蘭克福學派為我們提供的思想資源特別值得重視。一方面，像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思潮一樣，法蘭克福學派對于現代性問題作了獨特而深刻的分析，他們所開展的意識形態批判、技術理性批判、大眾文化批判、性格結構與心理機制批判、現代國家批判都是圍繞著現代性問題展開的。另一方面，在基本價值取向上，與后現代主義等等思潮相比，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性批判更具建設性。大多數后現代主義者從根基和總體上否定現代性的價值，而法蘭克福學派則在現代性批判中深刻挖掘了現代性的積極的、尚未充分發揮出來的潛力和內涵，并強調了現代性的合理重建對于現代社會運行所具有的積極價值和重要意義。法蘭克福學派對于現代性批判的內容很豐富，本文只對其現代性的大眾文化批判作批判性的考察，并簡要介紹哈貝馬斯對現代性危機的理論探索。

一、法蘭克福學派對現代性的大眾文化批判

當代西方社會存在的物化現象，不僅同科學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之間的張力失衡有關，而且同當代西方社會盛行的大眾文化密切相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批判哲學認為，正是由于大眾文化的盛行，造成了啟蒙精神的裂變，使當代西方人的精神信仰缺失和生命意義失落。由此，批判鋒芒指向了資本主義大眾文化。

文化是人的本質的體現和象征，真正的文化應該是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但是，商品經濟的出現和發展，商品經濟的價值原則逐漸滲透到文化中，出現了當代的商品大眾文化。隨著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潮流席卷全世界，商品作為一種普照的光投射到各個角落。文化產品自然地變為一種商品出現在人們面前。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mass culture)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這種批判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時代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避居美國，大多數成員在美國紐約居住了相當長時間。他們驚異于美國這樣一個號稱高度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竟有發達的操縱性的流行文化網絡，于是逐漸把批判研究對象轉向考察美國的大眾文化，將流行文化的生產、分配、消費及大眾傳媒的分析納入其文化批判理論之中。馬爾庫塞和霍克海默把大眾文化概括為“肯定的文化”。“這種文化的特征是通過為人們提供一個不同于現實世界的幻想的精神世界而平息社會的內在反對性和反叛欲望，通過使人們在幻想中得到滿足而美化現存文明秩序，為現存辯護。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又在《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欺騙的啟蒙》中提出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用于指憑借現代科技手段大規模地復制、傳播商品化了的、非創造性的文化產品的娛樂工業體系，在推銷文化商品的同時操縱了大眾意識。統治階級憑借現代技術和大眾傳媒，如電影、電視、廣播、報刊、雜志等操縱了非自發性的、物化的、虛假的文化，使之成為束縛大眾意識的工具，并通過娛樂來欺騙大眾，行使意識形態的統治功能。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對西方文化價值危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對晚期資本主義現實進行了意識形態和文化的批判實踐，體現了一種對晚期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強烈批判精神。從總體上說，他們對大眾文化持否定的、消板的批判態度。其主要內容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法蘭克福學派將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視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總體性的一個方面或維度，斷言“在壟斷下的大眾文化都是一致的，它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文化工業的每個產品都是經濟上巨大機器的一個標本。法蘭克福學派著重剖析了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危害。他們指出，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把文化變成商品，排除或否定了文化、藝術的獨立自主性。由于文化變成商品，它的生產和消費服從于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則，被納人市場交換的軌道，文化藝術便失去了它的獨立自主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說:“由于出現了大量的廉價產品，再加上普遍地進行欺詐，所以藝術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質，藝術今天明確地承認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質，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藝術發誓否認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反以自己變為消費品而自豪，這卻是令人驚奇的現象。這種情況的結果是:文化藝術的工作者主要關心的是票房價值、經濟效益，而不是關注藝術完善和審美價值，文化藝術作品的好壞不是取決于內在價值，而是取決于它的可銷售和可交換的程度，價值的實現則以投資的效果為尺度，這勢必導致文化藝術的墮落或退化。

其次，法蘭克福學派指出，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標準化、劃一性扼殺了個性和創造性。生產大眾文化產品就是為了消費。為了確保獲得經濟效益，使文化藝術的創作服務于市場的需要，剝奪了文化藝術作品的個性，使文化藝術的創造性受到限制。其基本特征就是批量生產、重復模擬、單一性和標準化。以致“在文化工業中，這種摹仿最終成為絕對”，“達到個性化的努力最終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這種同質性的文化限制了人的思維想象能力，使人的創造能力嚴重受挫。所謂的標準化乃是一種影響作品的一般特征和細節的過程，文化工業按照一定的標準、程度，大規模生產各種復制品，如電影拷貝、唱片、照片、錄像帶等。而結構的類似性是文化工業技術的結果，通俗作品或一個成功的新作品是在大商業機構急于賺錢的命令下生產的，文化工業所崇尚的是模仿，內容的風格坡凝固化。然而，對舊風格更新的作品，或以舊風格為基礎的新形式必須維持創新性和獨創性的外表。因此，偽個性或偽原創性在標準化自身的基礎上賦予大眾文化的生產以一種自由選擇或開放市場的光環，每個產品實際上與其他產品的差別卻是微乎其微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根據文化工業產品對風格的否定來分析這些產品，認為它們很少顯示出不同于傳統形式的新形式，文化藝術的生產脫離現實，文化工業的風格扼殺了風格自身。它的產品并不反映實在的本質，并沒有真正的內容，它們從本質上說只能是一種模仿。盡管在電影、無線電廣播、流行音樂和雜志中有某種激情存在，但這僅是關于整體與部分、形式與內容、主體與客體同一的激情。因此，文化工業的產品以標準化和偽個性作為特征，這種特征使它們有別于自主藝術。文化工業產品的模仿、標準化、偽個別性扼殺了藝術的生命以及藝術的創造性、獨創性和個性。

最后，法蘭克福學派指出，大眾文化和文化工業已經消除了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墮落成為現實統治辯護的意識形態工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看來，文化工業及其娛樂的真正意義是“為社會進行辯護”。“在文化工業中，批判與敬畏都消失了，機構的鑒定取代了批判的職能”。“現在的藝術拒絕反映下層人民的事業，反映真正的普遍性，輕視認真地反映存在的苦難和壓迫。”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作為一種為現存制度辯護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是通過對大眾心理意識進行操縱來實現的。為了說明這種操縱性，阿多諾搬用了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馬克思曾以拜物教來說明生產者對自己所生產的產品的崇拜。而阿多諾則把這一概念引人文化領域，說明交換價值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滲透進文化的生產和消費，它一方面使文化成果變成文化商品，另一方面使藝術作品的成功不是依賴于自身的藝術性，而是依賴于市場價值。在批判理論家們的眼里，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對人的心理意識的操縱具有強制性，它通過“不斷重復”、“整齊劃一”使所有的人從一開始，在工作、休閑時都受之影響，只要他還在呼吸，就片刻也離不開它們。文化工業所生產出的產品己經剝奪了大眾對藝術的超越性價值的追求，剝奪了大眾自主的、個人的感性能力和主動性，剝奪了個人的自由選擇，使人只能作機械的反應。大眾意識由于受到這種喪失了否定性、超越性文化商品的催眠和灌輸，也就逐漸習慣于對現實采取順從和非批判的態度。由于為了維護特定統治集團的利益，大眾文化宣傳某些“虛假的需要”，使大眾在無窮無盡的符號、影視圖像世界中追求感官的享樂和滿足，放棄了理性的思考，把“虛假的需要”當作真正的需要。人的工作和休息，都受到大眾媒體的控制和左右，在娛樂中人的思想和心靈被俘獲了。個體在自我滿足與舒適安樂的假象中銷蝕了生命意志，成為商品拜物教的信徒，淪為文化工業的犧牲品。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正是這樣履行意識形態的控制職能:一方面，文化活動失去了為人們提供娛樂和消遣，給人們以精神享受的作用，變成外部世界的擴展，勞作的延伸，旨在恢復精力以應付下一次的工作。阿多諾在《論流行音樂》中對流行音樂的這種作用作了這樣的說明:“音樂節目的消費者自身就是決定了流行音樂生產的同一機構的產品，他們的閑暇時間只是用來再生產他們的工作能力。欣賞音樂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工業決定娛樂商品的生產，控制和規范著文化消費者的需要，成為一種支配人的閑暇時間與幸福的力量，從而成為極權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控制大眾輿論、操縱人們的心理意識的強有力的手段。

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分析和批判，從視角上看是獨特的，從內容土看應該說是深刻的。它提醒在當前加強我國市場經濟中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為這種消費主義大眾文化在當代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首先，從大眾新聞媒體的角度看，既流行使用形形色色粗俗的廣告，制造一些超越人民實際生活需要的“物欲”，同時也大量存在著為了提高收視率而片面迎合觀眾需要的媚俗行為。他們實際上也屬于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所講的“大眾文化”的范圍，如何獲得商業利潤始終是其興奮點。至于說在滿足人民群眾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如何引導、提升人民群眾的需要，真正發揮文化的教化功能，則是他們所不關心的。從普通大眾的角度看，由于整個社會生活越來越以經濟為中心，經濟生活和經濟利益的追求成為一般民眾關注的中心。大眾商品文化以其輕松、愉快的形式和感官的效果，很快為民眾所接受，它們主導著人們的精神生活，再加上發達國家消費的示范效應，使得如何追求商品、金錢成為普通民眾的興奮點。上述兩股力量的作用，使得相當多的人把消費看成是體驗幸福、實現自己價值的一種方式。這種價值取向正是當前社會轉型期社會失范現象頻繁發生的深層原因之一。如果我們不建設一種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人文主義文化，而讓消費主義大眾文化占據了人們的心靈，那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不可能取得最終的成功的。

二、現代性危機的出路—哈貝馬斯的理論探索

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集大成者的哈貝馬斯，對現代性危機及其出路作出了自己的探索，盡管他沒有也不可能提供出真正科學的解決現代性危機的方案，但他為現代性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獨特的思想和觀點，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領軍人物，現代性是哈貝馬斯學術建構的核心論題。德國近現代哲學思想傳統始終貫穿著一種現代性的問題意識。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批判、馬克思的異化勞動和商品拜物教理論、韋伯的合理化理論、盧卡奇的物化理論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工具理性批判，其核心問題都是對理性在現代性中的命運做出診斷。哈貝馬斯正是在這一傳統中確定自己研究方向的，并且取得了足與前輩比肩的成就。R·J·伯恩斯坦曾經指出:“也許我們可以把哈貝馬斯的整個理智方案和他的基本立場概括為寫一部新的啟蒙辯證法》—一部既公正地對待啟蒙傳統的陰暗面，解釋它種原因，又要兌現和闡述自由、正義和幸福的希望這些仍然固執地向我們訴說的東西。現代性方案既不是殘忍的幻想，也不是一個已經變成暴力和恐怖的幼稚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仍然引導和為我們行為規定方向、并有待實現的實踐任務。”可以說，這一段話道出了哈貝馬斯現代性思想的主旨。由于阿多諾的《否定辯證法》的問世已經從理論邏輯上終結了批判理論，而五月風暴的失敗則從實踐上終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革命夢想，哈貝馬斯正是在這種困境中獨辟蹊徑，認為他的前輩學者們都是從意識哲學出發對現代性及合理化進行研究，無法全面地把握現代性的內涵，批判理論已陷入了困境。哈貝馬斯力圖以交往理性重建現代性的哲學基礎，防止理性的扭曲，從而保持現代性中的理性、共識、解放、團結。 哈貝馬斯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病理學”分析，提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論點。其中，極其重要的有，兩個概念:生活世界和系統。哈貝馬斯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既是主體之間進行交往活動的背景，又是作為交往活動的參與者必須置身于此的境域，提供了前人積累下來的知識和意義的資源。正是在這種可依賴的、熟悉的背景中，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才是可能的，也正是這種相互理解在維系著社會行為或交往行為。哈貝馬斯所說的“系統”指的是市場上經濟事物和國家的行政機關。其中，市場通過金錢制約著人類的行為或生活世界，而國家機關則通過行政組織所產生的權力，來影響人的行為。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的危機是由于經濟和行政系統侵人生活世界的各種關系中，使生活世界的結構遭到破壞，越來越商品化、金錢化和官僚體制化。哈貝馬斯說:“系統和生活世界的脫鉤，是歐洲封建等級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必要條件;但是現代化的資本主義模式是以生活世界的符號結構的扭曲和物化為標志的，生活世界受制于從金錢和權力中派生的，并變得自主的亞系統的命令。資本主義異化表現為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金錢和權力作為抽象的交往媒介取代語言的相互理解，浸入到它不該進入的領域，因而資本主義異化的本質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性病癥有著特殊的表現，它既與現代社會的一般特點有關，又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有關。現代社會已經分化為生活世界和系統兩個領域，生活世界又可分為由家庭和親密關系構成的私人領域與以政治意志形成為目的的公共領域。同樣，系統也分為以金錢為駕馭工具的經濟系統和以權力為控制媒介的國家，現代性的沖突正是在這四個領域的關系中展開的。在西方發達國家私人生活領域的公民角色已經被邊緣化，日益被經濟組織支配的職業者角色和福利國家支配的受益人取代，權力和金錢的影響源源不斷地滲透到生活世界中，社會成員不論在私人生活領域還是在公共政治領域都失去了自主性。就前者來說，個人日益成為福利國家的權力網絡控制的對象;就后者來說，西方大眾民主日益成為操縱選民實現其統治合法化的工具。國家與市場日益脫離了來自世界的規范約束，成為任意主宰個人的力量。

那么，面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現代性危機，其出路何在?換句話說，如何去克服這種危機呢?在哈貝馬斯看來，關鍵在于生活世界的復興。哈貝馬斯認為，雖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現代性危機的主要癥狀，但它并不是現代性的內在趨勢，也不是社會合理化的必然結果。他認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不是由于系統和生活世界之間的分化，而是由于它們之間的不平衡和沖突所引起的。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物化和工具理性理論的重構，它解釋了資本主義合理化模式的起源和最終結果。“合理化悖論是這樣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系統合理化和分化的前提和出發點，但是，隨后相對于體現在生活世界中的規范約束而越來越獨立，直到最后，系統的命令開始使生活世界工具化，并對它構成毀滅的威脅。從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克服現代性危機的關鍵在于使生活世界得以復興，并重建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的協調機制，從而實現社會的融合。

哈貝馬斯力圖從以下兩個方面推進生活世界的復興，克服現代性危機。首先，建立普遍有效的、理想的語言使用規范。哈貝馬斯認為，必須建立有效的語言使用規范，使得生活世界的合理交往成為可能，扭轉資本現代性條件下語言被金錢、權力所侵蝕的狀況。“普遍語用學的任務是確定并重建關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條件”。如果能夠將被主體之間相互理解的語言為中介的交往行為貫穿到家庭、工作和社會關系之中，那么，這些已被非語言媒介操作的領域就可以緩解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從而糾正工具理性的偏頗，最終實現社會和諧。哈貝馬斯力圖通過人類語言的分析，突出主體之間雙向理解所蘊含的人類溝通的本質，從而走出原有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單向解釋的困境。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以雙向理解的知識觀，替代工具理性及其單向理解模式，并由此探索現代人逃離工具理性控制的出路。在哈貝馬斯這里，現代性與正義和平等的理解緊密相連，而且他堅信，這種理解可被普遍地認識。因為，交往理性要求我們在與他人對話時放棄那些特殊利益，要求個人給出自己信仰的理由，一個真正合理的社會既不能存在特權式文化，也不能存在偏見性文化，這個社會是一個基于普遍共識的更大包容性的社會。“在一個后現代主義者所聲稱的那種逐漸呈現為多元主義，甚至價值相對論的世界里這是一個大膽而勇敢的斷言。

哈貝馬斯力圖推進生活世界的復興的第二個努力是重建公眾社會，以使其發揮批判理性的職能。哈貝馬斯認為，公眾社會是由于國家與社會根本分離而形成的特殊社會共同體，“公眾社會的核心是由那種通過文化企業、報刊和后來的群眾媒體所加強的交往網絡，即享受藝術的私人所組成的公眾參與文化的再生產，以及國家公民公眾參與通過公眾輿論中介的社會統一所組成的文化網絡所組成的。”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公眾社會具有民主和輿論自由的權利，并能利用這些權利來為公眾利益作辯護，同時，公眾社會也能對統治者的權力和活動進行監督并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影響國家決策。也就是說，該時期的公共社會具有批判與否定的功能。而現代社會由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為生活世界重要組成部分的公眾社會，也會受到以行政體制和市場為主要內容的系統的壓制。因此，公眾社會喪失了批判的意向和合理批判現實的能力，使得它被國家的行政體制看作是促使人民對國家產生容忍性的場所，公共領域受商品價值理念的規約而日趨商品化公眾社會不僅失去了自律性和相對獨立性，也失去了政治評論權和文化評論權，其作用不過是為既定的政治決策吶喊助威一這樣萎縮的公眾社會是無法促使社會走向合理化的，相反只會使社會變成極權的“單向度”的社會。因此在哈貝馬斯看來，要想實現社會良性發展，就需要重建公眾社會，恢復在早期資本主義時期公眾社會所具備的功能，并充分發揮其作為系統與生活世界相互溝通的中介職能，使現代性危機得以克服。

哈貝馬斯總結前輩學者和后現代理論家對于現代性的研究成果，力圖重建現代性哲學基礎。盡管哈貝馬斯拯救現代性的方案有過于理想的色彩，但正是在“告別現代”的后現代思潮的聲浪中，哈貝馬斯堅持啟蒙精神和理性立場，努力為現代性尋找出路，這種努力本身就值得肯定。在重建交往理性的努力中，哈貝馬斯謹慎地展示出對現代性發展的樂觀的看法，這并不是毫無理由的盲目樂觀，也許，這一思路是符合現代文明發展趨向的。

綜上所述，法蘭克福學派對于現代性的困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從總體上看，法蘭克福學派在現代性的批判中深刻挖掘了現代性的積極的、尚未充分發揮出來的潛力和內涵。我們認為，現代性的危機是可以克服的，必須在現代化進程中解決現代性危機，糾正那些使我們偏離航向的負面因素。我們要把現代性的追求內化于追求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目標之中，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這是法蘭克福學派提供給我們的一筆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