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文化；中國文化；西洋文化；現代化；梁漱溟

【論文摘要】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在近代沒有跟上現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傳統文化的自身特質中缺乏現代化的質料。傳統文化缺乏民主與科學，西人之長吾人之短基于此。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現代化的理論模式和實踐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國文化現代化模式的抉擇只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繼承歷史傳統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是梁漱溟所終生關注的問題，用他自己的說法就是“要用心思替民族人類開出一個前途，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他認為這是他的責任和使命，“覺得我有一個最大的責任，即為替中國儒家做一個說明，開出一個與現代學術接頭的機會”。的確，中國的前途只能是現代化，而且中國文化必須走向現代化。但是，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究竟是依靠中國人民新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活動去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還是以所謂“全盤西化”將整體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國來，抑或以所謂儒家精神為主導，從傳統中引發出現代化呢?站在時代的岔路口，梁漱溟選擇了最后這條路。他力圖通過儒家文化的復興，讓中國乃至世界都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當然，他所設計的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模式失敗了，但他卻給我們提供了不少經驗和教訓，也提出了很多供我們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文化自身所缺乏的現代化因素

在分析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確梁漱溟的“文化”、“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之所指，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和把握梁漱溟的思想脈絡。梁漱溟所說的“文化”是廣義的，他認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所謂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總括起來，不外三方面:精神生活、社會生活和物質生活。他所研究的“中國文化”主要指“周孔教化以來”至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文化，而且主要指儒家文化。他所指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文藝復興以來歐洲近代資產階級文化。但是，應該看到，梁漱溟的“文化”定義不夠確切，“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中有非文化成分。沒有打上人類印痕的“自然存在物”雖是我們生活所依賴的，但是不能算是“文化”。而且他的“文化”定義反映出唯心主義傾向。他認為文化是生活的樣法，而生活又是不盡的“意欲”。這樣將以物質生產為主體的生活理解成人的意欲所向，是主觀唯意志論。梁漱溟認為文化不是死東西，而是有趨往的活東西。的確，文化永處在進化發展中，文化在空間中延伸，在時間中流變，但各地區各民族的文化又有高低快慢的不同。通過對中國文化的總體透視剖析，梁漱溟總結出中國文化缺乏西方文化走上現代化所具有的根本原因。

1.中國文化的特征

梁漱溟考察了中國文化的特征，總結出包括廣土眾民;諾大民族之同化融合;歷時長久，并世中莫與之比;有力量似又無力量;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進的文化;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重家族輕個人;不注重科學;缺乏自由、平等、民主一類觀念要求;道德氣質特重;不屬普通國家類型;無兵的文化;孝的文化;隱士與中國文化有相當聯系共14項。其中有四個特征是值得重視的。

道德氣氛特重。梁漱溟指出，中國文化“融國家于社會人倫之中，納政治于禮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統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氣氛特重，確為中國的事實”。具體表現在:政治倫理化。在中國，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倫理與政治終為同一的學問。“此二千余年間政治之特殊，把政治作為倫理間之事，講情義而不爭權利，用禮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倫理化”。法律道德化。儒家思想主德治，施教化，而以刑罰為輔。法律是為維護倫常秩序服務的。梁漱溟指出:中國法系是自具特彩，建國之基礎以道德禮教倫常，而不以法律;立法之根據以道德準則而不以權利。中國制度似乎始終是禮而不是法，其重點放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成為一個人的道德問題。

重家族輕個人。中國人特別重視“家”，“家”在中國人心目中就是安樂窩、避風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是個人與國家聯系的紐帶。梁漱溟說:“中國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處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也是世界聞名的”中國人的家是極其特殊的。人總是家庭的一員，他的所作所為都應以家為重，寧犧牲個人也要維護家庭的門面。中國人一生依賴家，為了家，人的個性為宗法倫理所扼殺。梁漱溟揭露:“中國人除一面為皇帝的臣民之外，在親子之間便是他父母的兒女，他父母所屬的東西。他父母如果打死他，賣掉他都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給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屬的東西。夫婦之間做妻子的又是丈夫所屬的東西，打她、餓她、賣掉她，很不算事。她自己沒有自己的生活，只伺候她丈夫而已”。“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使人不成為人，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人的所屬物。我們知道，重家族觀念是長期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成的。

缺乏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梁漱溟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類觀念要求，及其形成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于中國，亦事屬可異”。他感到德漠克拉西風氣實為人類社會生活一大進步。民主期于尊重人權，而肇始于限制王權。政治民主之本意，在于政權公開，凡團體內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主。但在封建舊中國，數千年來使吾人不能從種種在上的權威解放出來而得自由。個性不得伸展，社會性不得發達，這是“我們人生上一個最大的不及西洋之處。”梁漱溟說:“中國人不當他是一個立身天地的人，他當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還有什么自由可說呢?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要他死，他不敢不死，要他所有的東西，他不敢不拿出來。民間的女兒，皇帝隨意選擇成千的關在宮里。他們本不是一個人，原是皇帝所有的東西，他們沒有‘自己’的。必要有了‘人’的觀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觀念，才有所謂‘自由’的”。梁漱溟對封建專制的揭露多么淋漓盡致，對“自由”觀念的獲得講得多么精辟深刻。梁漱溟又繼續談論平等觀念，幾千年來維持中國社會安寧的秩序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沒有尊卑大小的社會，是中國人從來沒有見過的。“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遠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沒有站在自己立場上說話的機會，多少感情被壓抑、被扼殺”。“照中國所走那條路，其結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時在個人也不得自由”。梁漱溟痛感封建中國缺乏科學與民主、自由與平等，呼吁人們要從“權威下解放出來”，過真正人的生活。如此看來，說梁漱溟極力反對五四運動是完全不對的，民主與科學之兩面大旗，亦是梁漱溟所高舉的。他渴求民主、自由，但沒有找到實現它的根本途徑。他以為進行思想啟發，“覺醒人類的本性”，提高人類民主素質，就可以實現。其實民主之實現根本在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制度的進步。不推翻封建制度，沒有經濟的發展、政治的開化，民主便不會產生。

不注重科學。梁漱溟看到中國學術不向著科學前進，“中國人的心思聰明恰沒有用在生產上，數千年知識學問之積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中國人始終走不上科學道路”中國人何以不注重科學?梁漱溟認為東方學術的根本就在于把人的聰明用在生命的本身上。“它之所以盤旋不進，就是因為智慧不向外用，它只講返觀內照，這如何能讓生產技術進步?“周孔以來，宗教缺乏，理性早啟，人生態度遂以大異于他方。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則忽略。……科學之不得成就出于此。既不是中國人笨拙，亦不是文化進步遲慢，而是文化發展另走一路了”。而且，所謂“人事”，也不是今日之社會科學。因為它不是順著自然科學的路子作出純客觀的研究，而是以道德觀點或實用觀點，寓主觀評價于其中。中國自然科學不夠發達這是事實。但梁漱溟得出中國“卒未產生科學”則有失偏頗，四大發明、張衡的地動儀、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不是科學成果嗎?中國文化不注重科學，不在于“宗教缺乏、理性早啟”，這不僅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思維結構有關，最主要原因在于當時中國生產力發展緩慢、長期封建制度的蒙昧統治。不但中國，歐洲中世紀封建神學統治時代，不也視哥白尼‘舊心說”如虎，火燒了布魯諾嗎?

通過分析，梁漱溟清醒地認識到傳統文化輕個人，缺乏民主、自由、平等觀念，不注重科學，這是與現代文化的發展趨向相背離的。中國文化所缺乏的這些因素影響了向現代化邁進。人是現代化的生力軍，實現現代化必須充分發揮人的創造精神和創造能力。傳統文化的這些不利因素束縛壓抑了人的創造性，而科學的發展是文化現代化的動力和尺度，傳統文化不注重科學，削弱了自身更新改造的內在機制。梁漱溟指出的四個方面有對的方面，但根本的方面卻沒有指出文化的現代化必須建立在經濟和政治現代化基礎之上。

2.中國文化在整體上不及西方文化

梁漱溟從文化結構的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物質生活三個層次比較了中西文化，他所得出的結果是:精神方面，中國雖然缺乏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外來宗教的傳人，還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在近代大受批評打擊。中國的哲學還是古代的形而上學，而西洋人對于形而上學差不多棄去不講。此種現象，“的確是西洋人比我們多進了一步的結果”。社會生活方面，“西洋進步比中國進步更為顯然”。東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早已改變了。至于家族、社會，中國也的確是古代文化未進的樣子，比西方少走了一步。物質生活方面，“東方不及西方尤不待言”。我們只會點極黑暗的油燈，而西洋用電燈;我們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騾車，而西洋人用火車、飛艇，西方的槍炮、鐵甲艦、望遠鏡、顯微鏡、輪船、火車、電報、電話，同后來的無線電、飛行機以及洋貨輸人后的日常起居所用的東西，與我們本土的走內河還要翻的民船，一天走上數十里的騾車、以及油燈、蠟燭等等一切舊東西比較真是異樣得很。總而言之，“所謂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東方文化都不及西方文化，那么東方文化明明是未進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既進的文化”。“東方文化即古化，西方文化后來居上，就是新化”。若特別指出中國文化失敗之處，“那要不外兩點:一是缺乏科學技術;二是缺乏團體組織;更無其他”。盡管梁漱溟很鐘情于中國文化，但也不能不承認自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如人處，他清醒地認識到，從來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很快地為西洋之實際的優勝打擊無存，進而變為虛妄之極。“你若看清中國這套老骨董是怎樣，再明白西洋那一套新玩藝是什么，試想他們相遇以后該當如何，則今日的事正一點一毫都有點來歷，無足異者”。但梁漱溟還沒有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所擊敗。如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產品的低廉的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

梁漱溟的文化哲學就其總體而言無疑是主觀唯心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予以簡單否定，而是要具體分析，這種分析對我們文化的現代化研究有所啟迪。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認為“意欲”決定人的生活和人的文化，這當然是主觀唯心論，但是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當五四時期絕大多數文化論者還停留在例舉一串截然不同的東西文明表面現象時，梁漱溟卻以獨具的敏銳思維力透眾多雜亂的文化現象，從生活態度根本精神著眼，把中西文化把握為三個有機的整體加以研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能不說有獨到之處。梁漱溟對科學與民主“這兩樣東西完全承認”，認為“所有西方文化的特長都盡于此”。但是，他又感到這四五年來，大家只把科學方法、德漠克拉西的精神說來說去，可是如何引進到中國來并沒有解決。他認為引進西方文化，不能簡單搬運、摹取它的面目，必須從根本上從它的路向、態度人手。他說:“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單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學、德漠克拉西的面目，而須著眼在這人生態度生活路向。這種認識是深刻的。我們引進外國文化，絕不能生吞活剝地照搬，必須根據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與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才能行得通。那么具體應該怎么做呢?梁漱溟提出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模式和道路。 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模式

梁漱溟生活在20世紀的中國，深切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戰和“中國向何處去”的迫切問題。他深知，中國必須走向現代化，但中國的現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他不同于西化派和國粹派，也不同于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一方面認同傳統文化，一方面迎合西方思潮，提出了他的文化現代化模式，力圖以儒家精神為主體，來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現代的思想文化，找出一條使傳統中國文化通向現代化的較平穩的改良道路。

梁漱溟首先提出他的文化現代化的理論模式:“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方文化的長處的溝通調和”。“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批評的把中國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他對西方文化“全盤承受”的是西方科學、民主精神，要“改一改”的是西方人追求物質滿足的人生態度，因為“那西洋人從來的人生態度到現在已經見出好多弊病”，不能無條件“不知揀擇”地“原盤拿過來”。對中國文化“重新拿出來”的是孔子本來提倡的“陽剛”精神，“批評的”是對孔家精神的歷史扭曲。可以看出，梁漱溟給世人提供的就是利用西方文化中民主與科學的形式，填上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一種新的中體西用論。他自認為其文化模式因吸收了科學與民主而高于國粹派;因保留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而強于西化派;又因其內容與形式相統一而不同于將中西不同精神相融合的調和派。他反對調和派，但他的模式又何嘗不是一種折中調和?只不過變了一個花樣。

梁漱溟決非書齋里的學者，他是為“生活”和政治而搞學問。為了實現他的文化現代化的理論模式，他還提出了實踐模式。他認為解決中國文化困境的途徑，是他所繪制的鄉村建設的藍圖。他預言這一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革命等廣泛內容的計劃，將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文化，他還在山東等地進行了實驗。他的鄉村建設圖式是這樣的:基本組織形式—鄉約;鄉約的行政組織—鄉農學校;鄉約的經濟組織—生產合作社。他試圖通過這些組織形式把現代化運動(民眾動員、政治參與和經濟發展)與保留傳統的中國社會組織中的倫理關系(親密的小團體和人類情感)結合起來。他也和其他維新改良人物一樣，曾傾慕西方的議會制，但他講求調和和諧的儒家立場，厭棄西方政權的爾虞我詐、爭權奪勢，而給他的組織罩上濃濃的道德教化氛圍。

梁漱溟也不相信憑借純粹的道德力量就能創造和保證新的團體制度。他也看到了道德水平是和經濟條件相聯系的，但他對經濟政治等問題的關注，目的在于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他以為“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他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教育運動，他主張大興講學風氣，以期轉化到他所希望的人生態度上，企圖通過教育救國，用巨大之教育工程來解決“平時能為社會綿延文化而求其進步;變時(改造時期)能減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完成社會改造達可能最大限度”。梁漱溟是反對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的，他極力否認中國存在階級對立、階級斗爭，只是勉強承認有“沖突”、有“不平等”。他認為暴力革命是對“社會問題之機械解決”最合適的辦法，“更直接言之，蓋莫為一種教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不動封建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一根毫毛的辦法來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這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梁漱溟的實踐模式只是一種注定要失敗的改良主義的模式。

在“五四”激烈的“打倒孔家店”的怒吼聲中，梁漱溟為什么要把帶有濃厚的“復歸”色彩的“中體西用”模式視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他的理論依據是“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梁漱溟認為西洋文化自文藝復興重新走第一路，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達此成功與勝利;而中國文化不待把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后要走的提前了，成了人類文化的早熟，只能“委委曲曲表現出一種蒙昧不明的文化”。不期西洋文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拋棄它，而要走這第二路了。于是該把中國態度“抉擇批評”的拿出來了。“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復興那樣”。于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間次第重視一遭”。他的現實依據是來源于他對中西文化權衡利弊的分析。梁漱溟看到了中國文化種種不及西洋之處，但他并不認為中國文化“百事不如人”。他以為中國人雖沒有享受西洋人那些個人權利和尊嚴，同時也沒有遭受西洋人處處把人當作手段、你爭我奪的痛苦，中國人沒有得到西方人的福也沒有遭西方人受的害。他也覺察到西方文化的潛在危機。西方文化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傾向，使西方人精神苦悶、感情破裂，以至道德淪喪、秩序敗壞。而且他更進一步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惡果，“一方生產過剩，膏粱錦繡堆積起來，而一方還是凍餒”。但他又厭棄工業文明，以為“機械實在是近代世界的惡魔”。尤其近代，特別是一戰以來，中華民族深受的挫折和歷次救亡運動之失敗所激起的盲目民族自尊感，導致了他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完全回歸。西方列強的欺凌以及日益暴露的弊病，導致了他對西方文化的厭棄。

梁漱溟文化模式的失敗是必然的，他的全部寓言的落空是“命中注定”。他的模式實質是“中體西用”，這早已被中國歷史實際亮出了紅燈。因為無論“西學”或“中學”都包含著復雜的成分，到底以什么為“體”、什么為“用”呢?籠統地總是說不清楚，必須進行具體分析。而且對于“西學”或“中學”，都不能把他們的“體”和“用”割裂開來。“遺其體而求其用”或“取其體而舍其用”都不是文化繼承的正確態度。如果不是將中西文化的繼承與引進提到一個新的高度，無論是把“西用”嫁接到“中體”上，還是把“西體”移植到“中用”上，都很難避免使之變形，搞出一種“不中不西”、矛盾混雜的怪胎來。低層次的調和融通中西文化的幻想是不現實的，強迫中華民族大換血的“全盤西化”更屬虛枉。對于任何民族的文化必須有所吸收亦有所揚棄，如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所講:“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能夠對我們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在實踐上客觀形勢已注定梁漱溟的失敗。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是以自己思想經歷去臆造世界文化發展歷程，是一種主觀輪回說。他違背了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解釋中國和西方現代危機，沒有注意到前現代農業國和后現代化工業國對于文化需求之不同，這是和時代背道而馳的，必然受到人們的猛烈抨擊。同時他的方案更不適合中國的實際。梁漱溟認為“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主張用和平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來解決中國近代以來的危機。當時軍閥的硝煙戰火、蔣介石的獨裁專制、日寇的虎視耽耽……在中國面臨滅種亡國之災的情況下，還空談通過教育實現文化現代化豈不是白日做夢?因此在階級對抗激烈的中國，他的失敗命運是注定的。

儒家固執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輪回，以孔孟之言為絕對命令和第一原則，缺乏獨立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儒者輕視生產勞動，幾乎將所有心智傾瀉在人倫道德是非之中，很少關心自然科學信息和知識;儒家文化力主中庸、調和、固守成法，講求改良，而反對劇烈的變革，怎能引發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再說，儒家精神和中國傳統文化在綱常禮教、君臣父子的上下尊卑束縛下，使人只知做統治階級的奴仆，失去了獨立的思想和人格，還談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觀念。基于此，魯迅這個荒野中的尋路者，發出了徹底燒毀舊世界的吶喊。我們認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模式，既不是“全盤西化”的移植嫁接，也不是傳統的再生，而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再造。我們的新文化的模式抉擇只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批判地繼承歷史傳統而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立足本國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今天，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一個新的文化、新的世界。

但毋庸諱言，梁漱溟的主觀文化哲學是深刻的，是失敗的深刻。在五四先驅極目眺望西方之時，梁漱溟則追本溯源，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病，有其合理性。他通過鄉村建設實踐尋覓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途徑是失敗的，但他給我們留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今天中國文化現代化，應當采取什么形式，是應該很好來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