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紀30-40年代，世界現代性遭遇全面危機，以毛澤東、盧卡奇、馬爾庫塞為代表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解救現代性危機同時發出以主體性文化復興為核心理論的吶喊。本文通過比較三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這一時期的文化觀，分析三者在文化創造主體、過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論差異，發現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文化主體性建設理論具有重大的超越性和全面的重建性，對當代中國現代性文化重建也同樣具有范式價值。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化；毛澤東；盧卡奇；馬爾庫塞 20世紀30-40年代是世界現代性迅速發展并遭遇-全面危機的時代。在人類歷史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像20世紀30-40年代那樣展現出戕害甚至滅絕人性的恐怖場景：一方面，法西斯主義以罪惡的戰爭和集體式屠殺將對人的踐踏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慘痛的悲劇；另一方面，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借助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構造出豐富的物化生活與強大的消費意識形態，它不但瘋狂地掠奪和摧毀著原本和諧狀態的自然環境，更解構著人的主體性意識，使人在工具性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中醉生夢死。作為時代精神的文化觀念也隨之出現忽視理性價值的全球性態勢，人類面臨理性走到了盡頭、人性被無情摧殘、自由遭到禁閉、民主被深深地毒害的嚴重困境中。正是這種現代性生死抉擇的歷史時期，以生活在美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馬爾庫塞、生活在前蘇聯的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和正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毛澤東為代表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同時發出了以主體性文化復興為理論視點，反法西斯、拯救現代性和人自身的吶喊。本文以這三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這一時期的著作為例，比較分析三者在文化創造主體、過程和成果方面的理論差異，重點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等重要論著中關于文化構建問題超越當時一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權威見解的重大意義，及其對當下現代性文化重建的范式價值。 1文化創造主體——人民本位觀的重建 面對20世紀30 40年代的滿目瘡痍的自然界和主體性淪喪的人性，整個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都在檢討主體性失落、理性隱去的現實，并努力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理論重建實現對現代性的拯救。特別是當時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從各自的現實生活環境和文化斗爭的語境出發，依據對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建立自己的主體性理論尤其在文化創造主體問題上開展理論探討，借以抗御各種非理性的文化。 文化的主體性原則由近代啟蒙運動創建，主要為了實現抵抗傳統神學而標榜現代的人道主義價值追求。主體性原則一開始就被構建在關于人的存在的定位中，從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主體功能”、費希特和謝林的“同一自我”到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主體性都是精神性的概念界定。而20世紀30－40年代的東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者卻從現實出發，沒有按照既定概念來理解主體性。美國法蘭克福學派主將馬爾庫塞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思想，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性質進行了深入的剝離和抨擊。他在《理性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選擇了迎合消費文化的非理性主義，有意放棄了黑格爾、馬克思理性批判傳統，使文化喪失了批判功能。繼馬克思之后，盧卡奇是首先將文化主體的確立從精神世界轉向現實活動中的人。這位東歐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現實主義的歷史》中，著眼于歷史過程中的主客體關系，強調文化的理性價值，認為文化的主體是人，人的理性價值的展開與確證使文化具有了人道主義性質。他熱切希望這個文化主體能夠使人民大眾自己的生活經歷不斷向前發展，給工人階級以自覺。他執著地站在人類歷史生成、發展的高度，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視為社會總體過程的一部分。他明確指出，文化的存在、本質和功能“只有在整個系統的總的歷史關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釋”(盧卡奇1980：227)。但在盧卡奇的心底，文化的創造者主體是人民的教育者、啟蒙者，是拯救人民的精神救主。馬爾庫塞曾批評盧卡奇這種救主式的文藝主體，指出盧卡奇給出的文藝創作者隱藏著西方傳統的貴族氣息和蔑視民眾的文化霸權，這種文藝主體根本無法完成建造工人階級意識的歷史使命。而身處亞洲歷史悠久、現實矛盾極為復雜的文化歷史語境和中國現實民族矛盾、現代性政治斗爭中的毛澤東，面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面挑戰的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性境遇，對歷史的發展和社會前進的動力、性質與方式的把握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著極大的不同。在《講話》中，毛澤東將文化回歸到現實的生活世界之中，全面、深刻而系統地論述了文化主體性問題。 毛澤東認為，歷史的發展決不是個別“英雄”、“圣人”的意志表現，歷史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實踐活動，歷史的現實價值和追求目標是人民大眾通過反抗斗爭而獲得的自由解放，因而人民是歷史的真正動力。可以說，毛澤東準確理解并發展了馬克思歷史觀。正是堅守這種人民主體的歷史觀，毛澤東發現，在現實中，文化的主體性并非先天設定、與生俱來。實際上，傳統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活動由于缺乏與生活的深刻聯系、輕視廣大民眾的生活價值與生存意義，造成表達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都不具有真正的、廣泛的主體性的嚴重后果，文化從未實際地成為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內容。在現代性視域中，文化應是自由的行為，自由使文化獲得了普遍的主體性，而文化的普遍主體性又是人民大眾成為更為廣寬的社會主體的重要途徑。文化應是超越的活動，超越使文化具有了人民解放、社會自覺的功能。而這自由超越的總原則就是文化自身最終回歸到人民大眾的生活世界中，“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毛澤東1969：817)。20世紀30一40年代的現實生活，一方面是-全球性的人性災難、理性沉淪、生靈涂炭，另一方面則是人民對壓迫的拒絕，對暴政的抗爭，對自由民主新生活的求索、創造。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一旦反映了這真正屬于人民的真實生活，就獲得真正的主體蘊含。因此，《講話》告訴我們，文化的主體性是指在文化的創造和享受中，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覺的人復歸為自由的、全面的、自覺的人；是人性復歸、獲得自由民主的過程，是把人民應有的東西還給人民的過程。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人類歷史跨入現代性的新紀元，這不僅是人民大眾擁有了一種新的世界解放精神，更重要的是歷史的對象化方式進入到人民靠自己建立自由民主公正社會制度的自我確證與實現的時代。文化作為現代性新紀元的表達是人類實現自由解放的重要方式，其主體性的承載者正是人民、正是那曾被舊有一切統治階級和傳統意識形態邊緣化，被包括東歐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等西方許多學者視為被拯救對象的“工農兵以及革命干部”。可以斷言，毛澤東對文化主體的全新界定超越了人類以往所有對文化主體性的論斷和設計，打破了文化的貴族性、神圣性。就馬克思主義文化主體性理論而言，毛澤東的這一結論不僅代表了20世紀30-40年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文化主體性理論的最先進觀念，而且迄今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主體性理論的本體論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