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京派鄉土小說 民俗 文化 審美

【論文摘要】京派小說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繪了鄉村生活特有的風俗畫，表現出濃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樸的民俗美。文學作品對獨特的民俗色彩的展示，不僅是一種生活現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種生活本質的揭示。對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到歷史中，透視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揭示其獨特的文化價值與審美特性。

我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民俗，俗話說：“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沈從文的故鄉湘西鳳凰，廢名的故鄉湖北黃梅．汪曾祺的故鄉江南水鄉高郵，故鄉的地域文化環境給了他們以柔美、清麗、雋逸的地域文化熏陶淳厚素樸的風土人情、婚喪嫁娶的習俗禁忌、飲食起居、歌謠諺語、節日娛樂等獨特的民俗文化對京派作家產生了潛在影響。京派小說家以大量的篇幅描繪了鄉村生活特有的風俗畫，其作品呈現出景物的美、意境的美、神韻的美，表現出濃郁的民俗色彩和素樸的民俗之美。沈從文的作品之所以能飛躍國界，為世界人民所喜愛，正是由于它具有相當濃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沈從文的湘西系列小說正是以x／，湘西苗漢各族特有的婚姻、節日等習俗的傳神描繪，構成了他小說獨有的情調，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正是因為這些民俗特色，大大增加了他的說的藝術魅力。沈從文在他的作品里給我們展示了一幅由湘西漢、苗、土家各族文化交織成的復雜而又多彩的民俗生活畫卷。打開沈從文的作品，湘西美麗的山山水水和奇特的風俗人情便紛至沓來：碧水環繞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煙火，如雷的鼓聲，端午的龍舟競賽，中秋的舞龍耍獅，月夜的對歌，點著火把走夜路，軍民同樂，孩子的取名。迎婚送親的嗩吶聲．辦喪事的繞棺下葬等等，無不新奇別致。這些山花流水般絢麗神奇的風俗畫面．散發著泥土的清香，顯示了湘西山城濃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情調，使人神往．令人陶醉。給《邊城》增添了一份獨特的魅力。

時令節民俗，是一種極其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隨季節、時序的變化，在人們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傳承。在時序、季節的變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傳統的節El，在這些節日中，最易顯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沈從文在《邊城》中這樣寫道：“端午日，當地婦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個王字。大約上午十一點左右，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飯，莫不倒鎖了門，全家到河邊看賽船。”為了增加這節日的氣氛，人們還“把三十只綠頭長頸雄鴨頸脖上縛了紅布條子，放入河中，讓人自由下水追趕鴨子。不拘誰把鴨子捉到，誰就成為這鴨子的主人。船和船的競賽，人和鴨子的競賽，直到天晚方能完事”。Il1這樣的喜慶風俗是何等優美啊!由于沈從文的湘西風俗描寫深刻地揭示了湘西人民，特別是苗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心理，我們讀著他的作品，不但隨筆入境，而且止不住掩卷沉思，發現這神秘的背后，隱藏了動人的悲劇，同時也隱藏了動人的詩。優美中含有粗野，柔美中含有憂愁，正是這優美、古樸、奇異的風俗和令人傷心的美，深深地感染了讀者。端午節中的劃龍船，這是一種湘西特有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保存的是自己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而這些風俗又漸漸演變成了一種傳統．劃龍船的民俗積淀著深厚的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內涵，這種民俗一旦進入了文本就打上了作者強烈的主觀感情色彩。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四次寫到了龍船比賽，仔細審視詳略不同的四次劃龍船，都會有不同的發現。作者較為細膩地描繪了湘西端午節賽龍舟中人們的裝束、打扮到龍舟的形狀，及其龍舟競發的場面都被刻劃得細致人微。那兩頭高高翹起，船身繪著朱紅色的龍舟。頭上和腰間纏著紅布的青年漿手，那起勁的鼓聲，離弦而發的長龍，還有兩岸無數“觀戰”的人的吶喊助威，那紅火得近似瘋狂的搶鴨子的場面．甚至還沒有盡興的賽手們在月光下玩上個半夜，婦女、小孩子們額角上用雄黃醮酒寫“王”字；賽龍船敲的高腳鼓“用牛皮蒙好，繪有朱紅太極圖”。深夜中老道拿著紙幡引路，孝子第二，楊馬兵殿后，繞著寂寞棺木慢慢轉著圈子。旁邊有人打著鑼鈸．老道閉著眼且走且唱．用雜色紙花，撒向棺木，象征亡靈升上極樂世界的喪葬儀式。這一切癡狂的場面．古老而健康的風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對生活的熱愛和對幸福的追求。湘西沅水一帶特有的地方風情，湘西人民的粗獷放達的性格和心理。都在這龍舟競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泄。

《邊城》里茶峒渡口的老船夫，免費招待煙茶，拒絕過客報答，總是待人以誠，存心與人為善；像《長河》里寫當地人“趕場”進行交易時，成交以前必盟神發誓．成交后還得在附近吃食攤子上去喝酒掛紅，“若發生了糾紛．上廟去盟神明心時，還必須用～只雄雞，在神座前咬雞頭各吃一杯血酒，神方能作見證”。從這種傳統的原始民風里，讓我們看到了當地勞動人民的渾厚、正直和樸素。寫湘西女子有愛美的天性，但她們審美的標志如頭發挽成一個大髻．纏上一匹一丈六尺的縐綢手帕，以及那打扮在身上的精心編織的、百種千般各具其妙的紋樣和色彩的“苗帶”，表現出一種特有的風情美。寫湘西房屋建筑的奇特．如傍山作屋舍．臨水建吊腳樓，村中多廟宇祠堂，這都與當地的地理條件和人們其俗信鬼而好祠等多種信仰分不開。作者從富有民族特色從而使他的湘西小說具有了豐厚的審美內涵。沈從文這些描寫湘西風俗畫的作品。使他獲得了“湘西邊區少數民族生活的畫家”的贊譽。

汪曾祺常常稱自己的小說為風俗畫小說。他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它保留著一個民族的童心，它使一個民族永不衰老。這樣，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民族感情就浸潤在風俗之中。所以，汪曾祺的風俗畫不僅為人物營構了氛圍，而且更反映出了特定環境中永不衰老的民族精神。它蘊涵著汪曾祺的美學認識：美的事物，美的情操，必須交融在美的藝術境界里，才能突顯出來。他的小說與民俗確實有著非常廣泛的聯系。汪曾祺敘寫自己從小所體驗過的生活，內容廣泛，涉及到風俗的很多方面，諸如禮儀、歲時、娛樂等，他的作品往往從而成為一幅幅饒有興味的風俗畫。如他的小說《陳四》，全篇4000多字抒寫了迎神賽會的風俗民情，醞化出一種原始的、古樸的“歡樂”情調，釀造出一股樸野粗獷的文化氛圍。后文僅用幾百字點出了踩高蹺的陳四就在這種蒙昧的氛圍中挨打、大病、賣燈等等，人物被浸泡在濃重的古~I-N，習之中。如迎會的場面：那真是萬人空巷。傾城出觀。到那天，凡城隍所經的耍鬧之處的店鋪就做好了準備：燃香燭，掛宮燈，在店堂前面和臨街的柜臺里面放好了長凳，有樓的則把樓窗全部打開．燒好了茶水．等著東家和熟主顧人家的眷屬光I臨。這時正是各種瓜果下來的時候，牛角酥、奶奶哼f一種很“面”的香瓜1、紅瓤西瓜、三白西瓜、鴨梨、檳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飄滿一街。各種賣吃食的都來了。老太太、大小姐、小少爺、老太太手里拿著檀香佛珠。大小姐衣襟上掛著一串白蘭花。傭人手里提著食盒，里面是興化餅子、糕，各種精細點心。遠遠聽見鞭炮聲、鑼鼓聲，“來了，來了!”于是各自坐好，等著。接著講述了自己家鄉的賽會與魯迅先生所描寫的紹興賽會的不同，將賽城隍的各個方面寫得淋漓盡致。

汪曾祺的筆下，并沒有自然主義地表現風物本身，而是以風物為作品的細節，透過它與民情風俗相聯系的現象。表現生活的廣度．加深作品的歷史深度，從而擴大了作品的容量。風土情，不僅僅是一種現實的存在，也是千百年來民族歷史的產物，民族文化的縮影。小說、散文中濃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正是民族特色的表現。再如《大淖記事》，文章一開篇就極力描繪大淖四時景物和風土人情．這里人的生活、風格、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觀念與街里穿長衣念過“子日”的人完全不同，特別是他們的婚俗，大淖開化得很，“這里人家的婚嫁極少明媒正娶”，“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在這樣一種風俗的制約下，倘若巧云安分守己，巧云與十一子明媒正娶反而顯得“離經叛道”了。入鄉隨俗．巧云媽的私奔和巧云與十一子的相好。正是在這種環境里．才顯得自然生動，富有大淖氣息。 在京派小說的文學視界里。農村和農民是中國古老風俗的創制者和傳承者，鄉風民俗具有無比豐富的歷史內容和生命內涵，它們沉潛于民族歷史的皺褶之中，彌散在鄉村民眾的氣息之間。這種民間文化形態以持久堅韌而又詩意盎然的方式，規范支配著鄉土中人自然淳樸的生命氣質和人生形式，也成為他們行為的心理淵源和價值向導。正是在這樣審美觀照之下。廢名的鄉土小說在20世紀中國鄉村文學的敘事中，散發出與眾不同的獨特魅力。廢名小說以美倫美奐的風俗描寫展開對鄉土家園的審美發現，其作品不論是以情取勝的《橋》，還是以理取勝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都以大量篇幅將鄉土風情如藝術畫卷般次第展開。在這一幅幅的藝術畫卷中，風俗描寫不是底色，也不是背景，而是承載其作品意義的骨架和血肉，《橋》中沒有一個性格鮮明的人物，而即使沒有小林、琴子這些角色，《橋》中的風物禮俗依然如畫如詩。《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大量的風俗片段更可篇篇獨立，皆成美文。廢名站在20世紀啟蒙話語對民俗文化徹底批判的對面，視鄉風民俗為中國民問社會的集體抒情，從《橋》中盡言其美，到《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發現其用，以獨特的審美視角盡顯鄉風民俗之社會功能，從而使有世外桃源美譽的廢名小說于審美價值之外更具有了獨特的社會學價值。

民俗是同人們生活發生著最密切關系的文化事象．人們生活在民俗里，好像魚兒生活在水里。的確，鄉風民俗與鄉村大地是水乳交融的。風俗是文化沉積的標記，人類以此追尋自己的文化根脈。對鄉村中國民間風俗的復雜內涵及其社會功能的深入挖掘，不僅顯示出鄉村民間文化形態對于鄉村人物精神世界多方面、多層次的制約與塑造，更將民間文化之于鄉村中國的意義價值全面呈現出來，京派小說的民俗文化觀也因此而具有了獨特的審美價值和社會學意義。民俗文化的研究不但要放到中華民族文化系統中去考量．還要在文學系統中考察意象的發展及給文學帶來的影響，研究審美意象在文學史中的變化、影響。作家在作品中表現著特定地區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風尚，一方面通過對地方文化色彩的描繪．顯示出一種鮮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這種特定地域的民俗事象的描繪一旦融入社會歷史與民族心理的特定內涵．就暗示和體現出更加深廣和普遍的社會意義。這種地方特色不僅存在于不同作家群體關于不同地域民俗事象的集體表現之中，而且也深刻的灌注成作家特有的個性和風格。可見由此表現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作家的創作個性及風格也各不相同。文學作品對獨特的民俗事象的展示．不僅是一種生活現象的展示，而且也是一種生活本質的揭示．這正是不同的文學大師筆下的生活顯示出清晰的不同分野的原因。正因為如此我們看見北京風味的胡同院落、茶館、店鋪和那具有幽默感的京味語言，就會判定是老舍的作品；而看見具有濃郁湘西邊地風情的吊腳樓、劃龍船、端午節、奉神信巫等就會想到是出自于沈從文的手筆。

一個民族特有的風士人情、道德價值觀、宗教信仰、節慶儀式、人生禮儀、生活習俗等，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和心理素質的具體體現，是“一個國家和民族中廣大人民所創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文學作品的生命力，往往取決于作品民族化的程度，而文學作品是否有民族獨特性則和它所展示的民俗化內容密切相關。民俗化傾向的文藝作品，只有從具體的民俗描寫中．展示民族獨特的風俗人情，才能構成其內容和形式的民族化特色。可見民族特色常常是由風俗習慣作為標志體系，京派作家一貫堅持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上去觀察人、研究人和表現人，所以，他們筆下的民俗沒有停留在純粹民俗事象的描寫上，而是包藏和浸潤著深厚的文化意蘊。

京派作家在小說中努力展現城鄉人情世態、民風、民俗的良苦用心，顯示了作家們相當自覺、相當濃厚的文化批評意識。就是這種文化意識，促使作家以一種宏觀的文化目光來歷史的、客觀的審視中華民族的過去與現狀，抨擊“丑”的弘揚“美”的傳統文化以促進民族的自尊、自立與自強。風俗體現了一個民族對生活摯愛樂觀和從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悅，體現了一個民族豐富多采的生活方式和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民俗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價值和審美意蘊。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風俗民情作為一種現實的存在，已經成為千百年來民族歷史的產物和民族文化的縮影。它既是實實在在的物象，又是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的載體。它既是某一地域特色生活的表現，同時也反映了整個民族共同具有的特征。沈從文描寫了神巫跳攤的儀式(《神巫之愛》)和男女對歌的戀愛方式(《龍朱》等)。廢名描繪了農民進城燒香的規矩(《文公廟》)。蕭乾《俘虜》中的七月節和廢名《橋》中清明節的描繪都鮮明生動、興趣盎然。《邊城》對湘西端午節的描繪更為成功。不同于“五四”時期那些揭示故鄉人民生活悲劇和精神狀態的鄉土小說(如許杰的《慘霧》、賽先艾的《水葬》、臺靜農的《紅燈》等)，京派作家偏重于對民族風情的靜態審美觀照，他們無意于深入剖析農村社會的現實境況，他們的興趣在于表現生活的特定的美的內涵。出現在京派小說中的風景是美麗的田園風光，風俗則主要是那些表現了民族特色而又不違反自然、健康原則的鄉風民俗。京派小說家這種向鄉村自然生活皈依的態度，反映了他們與自然和諧一致、執守中道的傳統精神和以中正平和的眼光對待民族文化基質的審美態度。

通過京派小說諸多的民俗事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俗與文學的血緣關系是客觀存在的。民俗和文學究其產生，常常是二者合一，相生相伴，互融滲透，密不可分。沒有民俗就沒有文學，沒有文學，民俗也就無法傳承和保存。京派作家巧妙地運用民俗的特殊功能，把它創造性地轉化為藝術細胞，盡管小說中的民俗描寫并非是處處“匠心獨運”，有不少地方是隨文而出，隨筆點染，但都成為了小說有機體上不可能少的血肉。文學作品要表現社會生活．也要表現社會情緒，離不開富有民族色彩的風土人情、世態習俗。故此，民俗也成為作家文學創作的源泉，對民俗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到歷史中．透視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揭示其獨特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