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文化藝術交流

陳崇凱

一、藝術

當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時，隨公主進藏的還有很多杰出的漢族藝術家。這樣，也把漢式藝術風格融入了西藏藝術。當時主持大昭寺事務的察巴止奔委托藝術家們根據中原漢族藝術的傳統為大昭寺塑造了一些佛像，例如寺內的松贊干布和他兩位妃子的塑像以及佛祖釋迦牟尼的塑像。

受漢族雕塑藝術影響的另一個例子是拉薩大昭寺里供奉的四大天王塑像。大昭寺的四大天王像供奉在通向正殿的過道兩邊，正殿供奉釋加牟尼像。據說塑造四大天王的塑像所用的膠泥和建桑耶寺所用的膠泥是完全一樣的，就四大天王塑像本身從各方面來說也和漢族雕塑家在內地塑制的佛像幾乎完全一樣。

后藏江孜的卻倫措巴寺所藏的最著名的圣物是兩面戰旗。人們傳說當年王子穆尼贊普（或穆赤贊普）取道雅姆塘前往康區作戰的時候，他持有一面戰旗，上面繪有護法神朗斯賽欽和八位伴神騎士的畫像，這面旗子就是著名的朗斯姜域瑪旗。另一位護法神是朗托斯，穆尼贊普可以化作朗托斯的化身。他命令藝術家在一面旗子上畫上他的“化身”朗托斯，這面旗子就是朗斯姜產瑪旗。意思是：旗面上用八位伴神騎士和各種姿勢的武士襯托描繪護法神朗托斯，繪畫方法則是采用漢式流派的手法②。

1、雕塑繪畫藝術

敦煌石窟的開鑿，是書寫在漢藏文化交流史上的最輝煌的一筆。它與吐蕃有密切關系。敦煌石窟藝術，從前秦起至吐蕃占領沙州之前，不斷發展。占領沙州的吐蕃贊普均崇信佛教，因此沙州寺院經濟得以空前發展，佛教也滲入沙州地區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敦煌石窟藝術不僅幸免于戰禍，而且有了新的重大發展。正是在吐蕃占領沙州期間，敦煌又開鑿了四十六個洞窟，而在藝術成就上，其壁畫塑像在精致細膩方面，是盛唐藝術的繼承和發展，筆墨精湛、線描造型的準確生動，應是唐代藝術的深化。許多石窟藝術還反映了民族的特色，既有唐風，又有藏族特色，許多吐蕃裝束的供養人物形象出現在壁畫之中，有的壁畫直接以吐蕃贊普為中心，如《吐蕃贊普禮佛圖》。另外，159窟的《文殊變》、《普賢變》及《維摩誥變》等壁畫，帳下聽法的諸王子是以吐蕃贊普領先的。總之，在吐蕃近百年統治下的敦煌石窟藝術得以保存并有重大發展，這不能不歸功于吐蕃人民。敦煌石窟藝術是無數漢藏勞動人民和藝匠的合作結晶，其間也有其它民族的心血。當然，不難想象，如此繁重浩大的藝術工程給漢藏人民所帶來的沉重負擔①。

“……至少是在墀松德贊統治之前的那段時期，桑耶寺、昌珠寺和耶巴寺的鐘都仿造了中國的式樣，他們可能是由生活在西藏的漢族工匠鑄造的，因為鐘上的銘文是藏文的，在阿里扎倉有一座佛塔，它無疑可以被確認為唐代佛干塔，有可能它是從中亞傳入的，還有一幅來自中亞的唐卡，上面畫著幾個菩提薩垂，每一個菩提薩垂都有一個用漢文書寫的名字。”②

杜齊在前藏山南瓊結吐蕃贊普王蕃群考察后說：

HE黎吉生刊載了一張石獅像的照片，……這尊石像來自仁波切的墓地，無疑是仿照中國式樣雕刻的，我們還見到了一只石雕烏龜，它來自一坐古墓……這種只烏龜雕刻藝術也體現出中國石雕藝術的啟迪……我也注意到了桑耶寺西寺的庭院中有一只安放在龍嘴型筧嘴下面的石烏龜。這只烏龜為中國唐代樣式，可能是從某個建筑物中移過來的，石碑上常常有一個四角向內折折的中國式塔形碑頂，通常在頂尖上還有圓形或近似圓形的珠子。③

普努溝墓地出土的銅、鐵質帶扣，據霍巍教授分析，是一種具有一定時代特點的器物，在拉薩澎波農場吐蕃墓地也有出土。普努溝墓地的鐵帶扣扣環為扁圓形，扣舌較長，以扣舌的后側帶軸“這種類型的帶扣從考古發現的材料來看，主要流行于我國北方地區，時代從東漢一直延續到遼、金時期”。該墓地的銅帶扣“扣環為橢圓形，扣舌為長條形，以扣環的一側為抽，后接一牌飾形的扣身，此類帶扣的流行時代亦為漢至唐代，在我國中原和北方地區都有發現”④。

帶鉤在中原地區的應用，相傳是戰國中晚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習自西北游牧民族的服飾習俗。但考古發現已經證實，中國春秋中晚期，在齊、燕、楚、秦等國的廣闊地域內，帶鉤已開始出現。該如何解釋這個矛盾呢？沈從文先生的解釋比較合理，即帶鉤有可能在春秋時已開始用于戰士的衣著（因為約束甲衣的需要），而所謂趙武靈王云云，“或許重點應在比較大規模的騎兵應用，影響大而具體”。漢代以后，至魏晉時期，帶鉤的使用遽減，出土明顯減少；南北朝以后鉸具（帶扣）盛行，所用多為“鉸飾革帶”，即附有鉸具的革帶，與當今的皮革腰帶已頗為相似，比用帶鉤扣接革帶更為結實、方便，帶鉤遂逐漸消失①。

2、音樂舞蹈

音樂舞蹈等藝術，在唐代漢藏之間亦有異同之處。相互借鑒而同步發展。前述工藝部分，已提及唐朝曾派音樂家進吐蕃，墀松德贊年幼時的漢人伙伴賈珠嘎勘就是一位舞蹈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從藏史記載看，也都是精于音律者。金城公主進藏，皇帝特賜龜茲樂。他們的進入吐蕃，有助于漢藏音樂舞蹈等藝術的交流和了解。

據藏史載，都松芒波杰時（公元676——704年），自漢地得到樂器。《拉達克王統記》載：“自漢地獲得多達曼、笛子、布桂、嗩吶等”②。吐蕃君臣上下均善歌舞，敦煌文獻中的吐蕃君臣對歌就說明這點。據藏史載，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均會操琴。

吐蕃在武則天長安二年，派遣倫彌薩等出使唐朝，武則天宴請他們于麟德殿，并奏百戲于殿廷。倫彌薩說：“臣生于邊荒，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觀。”則天答允。倫彌薩等人相視歡笑且激動地說：“臣自歸投勝朝，前后禮數優渥，又得親觀奇樂，一生所未見。自顧微瑣，何以仰答天恩，區區褊心，唯愿大家萬歲。”③此事足以說明吐蕃人對唐樂的傾慕與欣賞。唐中宗時金城公主入蕃，讓“雜技諸從，給龜茲樂。” 公元822年，唐大理卿劉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贊普招待劉元鼎，“大享于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④。據載，唐朝漢地的某些樂器今日仍存西藏，大昭寺內就保存有相傳為文成公主帶去的幾十種樂器，例如箜篌等等。又據勞費爾考證，漢語“琴”字，在《賢愚經》中就有相對的藏文音譯詞⑤，說明漢地的琴已在唐代傳入吐蕃，直到現在，拉薩還保存有許多唐代的樂器，就是在蕃唐人傳播中原文化的歷史見證。

3、吐蕃雜技與漢地的關系

《賢者喜宴》記載了桑耶寺開光時的雜技表演，譯注者黃灝說：“以上記載吐蕃人在開光典禮”上的各種雜技表演很精彩，此為它書所未載者。吐蕃雜技當與漢人有關，文成公主與金城公主進藏時均有“雜技”隨從，“雜技”之中亦包括“百技”（即百戲，亦所謂雜技也）。公元821年，唐朝使臣劉元鼎出使吐蕃，吐蕃贊普特舉行文藝表演以示歡迎，據《新唐書·吐蕃傳》載，參加演出的人，其中“雜曲、百技，皆中國人也（按此處特指漢人而言）。”可見漢地雜技對吐蕃雜技藝術影響之深。另在敦煌壁畫中的百戲圖（85窟）及營技圖（156窟）也記載了漢地雜技。敦煌曾長期被吐蕃占領，漢地雜技藝術自然會與吐蕃雜技交流⑥。

二、吐蕃學生入唐學習及藏漢語言文字交流

1、吐蕃派學生及使節

據《舊唐書》等漢文史書記載，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為妻，此后因仰慕盛唐文化，派遣酋豪子弟，到唐朝學習語言文字及儒學。到了神龍元年（705），唐中宗又頒詔：“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學習經業，亦附國子學讀書。”①

并下敕云：“夫國學者，立教之本，故觀文之道，可以成化。癢序爰作，皆分澤于神靈；車書是同，乃范圍于天下，近戎狄納款，日歸夕朝，慕我華風，孰先儒禮？由是執于干羽，常不討而來賓；事于俎豆，庶知幾而往學。彼蓬麻之自直，在桑葚之懷音，則仁其遠哉，習相近也。自今以后蕃客入朝，并引向國子監，令觀禮教。”②國學又稱國子監，是唐朝最高學府。“是時，上大征天下名儒為學官……使之講論。”當時國學頗負盛名，譽滿國內外，“于是學者云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余人”。③吐蕃學生十分勤學，深受唐朝臣工贊賞：“吐蕃之性，剽悍果決，每情持銳，善學不回。”④因此，吐蕃人學均有成，吐蕃大臣仲宗就是國子監的學生。“先是，仲宗年少時，嘗充質入朝，詣太學生例讀書，頗曉文字。”⑤掌握兵權的論欽陵，在“萬歲通天二年（696年），四夷多遣子入侍”之時，他“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觀中國兵威禮樂”。而且這些年來長安學習的吐蕃人，均“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⑤

吐蕃使臣名悉臘在景龍四年隨文成公主離唐前，參加了唐室詩歌聯句活動，據《全唐詩》卷二載，堂唐中宗李顯《景龍四年正月五日移住蓬萊營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為柏梁體聯句》，當將作大匠余晉卿說完一句“鑄鼎開岳造明堂”之后，吐蕃名悉臘即席聯上一句“玉醴由來獻壽觴”⑥。

2、在蕃唐人與漢藏語言文字的交流

在吐蕃占領的河西地區還有一種專門從事蕃漢文教學的在蕃唐人，如此伯希和所藏敦煌卷子第4660號漢文寫本附有一位被稱作隴西李教授的話肖像，并贊云：“蕃秦耳曉，緇俗齊優……兩幫師訓，一郡歸投。”⑦

吐蕃在河西隴地的末部中，就有大量沒蕃漢人在內，這是因為其部落“百姓本是河西隴右陷沒子孫，國家卻棄擲不收，變成部落。”生活在這一帶的漢藏人民，相互影響很大。唐詩形容生活在這里的吐蕃人是：“自從貴主和親后，一半胡風似漢家。”⑧而生活在這里的漢人則是：“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⑨可見雙方風俗語言之間的交流程度。敦煌文獻中關于漢藏人民用漢藏對音拼讀或譯音的辦法學習彼此語言文字的記載很多。例如，漢藏對音《千字文》殘卷⑩、《漢藏對照辭語》⑾、《漢藏對照辭匯》⑿等等，都是至今留存的證明。這些漢藏對音辭匯，很可能是漢藏兩族文人共同合作的產品。

語言文字的交流學習促進了唐蕃之間文獻、表疏及典籍的翻譯與交流。例如，用漢文寫的敦煌文獻有：《大蕃敕尚書令賜大瑟瑟告身商起律心兒圣光寺功德頌》，系“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竇吳撰”①利有《謝贊普支敦煌鐵器啟》（斯1438號卷子《吐蕃守使書義》）及《吐蕃贊普進沙洲蓮花寺舍利骨陳情表》②等等。這些表文、啟文、頌詞，顯然均出于漢人之手，也可能有吐蕃“知書者”的參與撰寫。《舊唐書·吐蕃傳》載有公元730年吐蕃重臣名悉臘赴長安向唐皇上表，此表文系漢文（也許有藏文原文），行文頗具漢文風格，同時又顯示出藏文文書的一些特色。名悉臘的七律之作極佳，漢文造詣非常精深，上述表文很可能出自他手。以上事實可以證明吐蕃入學習漢地“典疏書”已卓有成績。“長慶唐蕃甥舅會盟碑”的漢藏對照碑文對譯十分精確，充分體現了漢藏兩族文人的密切合作，也反映出漢藏兩族一些文人對漢藏語文之精通。

② 《西藏的魅力》，第245頁。

① 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載《敦煌研究文集》，第74至79頁。

② （意）杜齊著、向紅笳譯《西藏考古》第50頁。

③ （意）杜齊著、向紅笳譯《西藏考古》第62頁。

④ 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08頁。

① 《藏族服飾史》，第37頁。

② 該書第二冊，弗朗克本第32頁。

③ 《新唐書·吐蕃傳》。

④ 《新唐書·吐蕃傳》。

⑤ 《有關文成公主的幾件衣物》，載1960年《文物》。

⑥ 黃灝《賢者喜宴》譯注[八]，載《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① 《唐會要·附學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