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文化的歷史傳統與詩人活動的地域空間構成了時間和空間的交叉和疊合，由于這一關系導致了詩歌創作風貌與文化傳統的結合或分離。或者表現為傳統和現實的一致性，詩人的創作在延伸傳統，如楚文化對唐代詩人創作的影響；或者表現為由于地域偏僻而導致傳統文化與現實的距離，頑強的古老文化傳統卻成了抵制時俗文化的利器，巴蜀文化對陳子昂的影響即為一例。

【關鍵詞】 傳統/地域/楚文化/陳子昂

傳統文化因發生的關系，常常表現為地域文化的特點。因此某一地域特點鮮明的文化傳承構成了時間和空間的交合。同中心文化或中原文化相比，它們更多是處于次中心或邊緣地帶文化區，如吳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 唐代詩歌中，這種疊合通常表現為有地域特征的人事在詩歌中的表現，在長沙詩中常常會詠唱賈誼；在蜀中詩中常常會詠唱諸葛亮。即使在一般詩中也會關注歷史上這一區域的人文景觀。如張說《過庾信宅》云：“蘭成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文驕云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庾信宅在今湖北江陵縣北，本為宋玉宅，侯景之亂時，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居之，故《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以上是比較具體的表現，作為地域文化和地域空間的疊合，主要還是表現為一種文化對詩歌創作的影響，這方面楚文化最具代表性。 一、文化疊合論：文學中的楚風 楚文化在唐代的傳播有兩個方面：其一，楚文化在一般文化意義上的傳播，表現為時間性。自漢以來，楚文化不斷滲透。文學中上標舉的《風》《騷》，衍化為兩個傳統，即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文學。其二，表現為地域性，我們講楚文化，實際上表現為兩個層次，一是泛楚文化，在唐代人的眼里，有巴楚、吳楚的對稱性連稱，說明楚有很大的區域范圍，其北至淮水，儲光羲《安宜園林獻高使君》云：“楚言滿鄰里，雁叫喧池臺。”安宜，今江蘇寶應。孟浩然《夕次蔡陽館》云：“聽歌知近楚，投館忽如歸。”宋之問《初宿淮口》云：“夜聞楚歌思欲斷，況值淮南木落時。”孫逖《淮陰夜宿二首》云：“秋風淮水落，寒夜楚歌長。”一是楚文化中心區域，這就是以江陵為中心的湖湘地區。這才是楚文化的核心地帶，如元稹《楚歌十首》自注“江陵作”。權德輿《送張評事赴襄陽覲省序》云：“群賢以地經舊楚，有《離騷》遺風，凡今燕軷歌詩，惟楚詞是敩。”① 此權德輿于洪州送張評事赴襄陽，序云張評事“自鐘陵抵漢南”。江西亦屬楚地，但它和湖湘還有差別。因此分析楚文化在文學上的影響，應視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唐代人的楚文化視野，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其有如下特性。 其一，楚文化的豐富性。從文化類別上劃分，楚音、楚調、楚歌、楚舞、楚俗，這在唐詩中都有較多表述；從文化區域上可分為楚文化中心區和次楚文化區以及邊緣文化區。中心文化區以江陵為中心的湖湘文化區，劉邦的《大風歌》和項羽的《垓下歌》，應為次楚文化區的“楚音”。劉邦所操土音為淮河流域沛地方音和腔調，《史記》卷8《高祖本紀》云：“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在“故人父老子弟”面前，由“沛中兒”所歌，理當是沛地鄉土之音腔和方言了。項羽所操土音為淮河流域下相方音和腔調，應與劉邦所操土音相近，《史記》注引應劭云：“相，水名，出沛國。沛國有相縣，其水下流，又因置縣，故名下相也。”《史記》卷7《項羽本紀》云：“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劉邦、項羽所操之音腔和方言與江陵土音和腔調相去遙遠，其形式和精神和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不同。宋之問《初宿淮口》中的“楚歌”、儲光羲《安宜園林獻高使君》中的“楚言”，即為淮水流域的楚言、楚歌。唐人所認定的楚文化核心區域是湖湘地區，所謂“舊楚”，權德輿《送張評事赴襄陽覲省序》云：“群賢以地經舊楚，有《離騷》遺風。”《送湖南李侍御赴本使賦采菱亭詩》云：“舊俗采菱處，津亭風景和。沅江收暮靄，楚女發清歌。曲岸縈緗葉，荒階上白波。蘭橈向蓮府，一為枉帆過。”《送崔端公赴度支江陵院三韻》云：“津亭風雪霽，斗酒留征棹。星傳指湘江，瑤琴多楚調。偏愁欲別處，黯黯頹陽照。”湖南、江陵都為“舊楚”之地。這里的楚歌、楚調和上面說到的淮水流域的楚言、楚歌是不同的。 其二，楚文化的獨特性。宋人黃伯思在《重校楚辭序》中云：“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在戰國時代，楚辭是一種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文學作品，就是在整個文學史上，它仍然是奇葩。其用詞、造句，吟誦、表演方式都很特別，最早能為楚辭作注的學者也是楚人王逸。漢代能吟誦楚辭的人已少見，《漢書》卷74《王褒傳》云：“征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被公因能誦讀《楚辭》而被征召。晉陸云《與兄平原書》云：“嘗聞湯仲嘆《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為如此種文，此為宗矣。”②“不大愛之”的原因可能是楚辭的獨特性已軼出自己的閱讀經驗。 其三，楚文化的悠久性。楚文化產生很早，對后世又一直有影響，一部楚辭研究史，就是一部楚文化傳播史。楚文化的特性，本質上都是取決于楚文化的地域性。 唐代人受楚文化的影響以及向楚辭學習，也表現為兩個層次。一是超地域之限的影響，就是文學史上論述的楚辭影響，沒有明顯的地域特征，即學習楚辭，模仿楚騷，未必是人在楚地。一是有地域影響的創作，這是本文應當關注的。 (一)楚文化的表現 楚文化的內涵是豐富而龐雜的，其主要方面在唐詩中均有表現。這樣的表現有一共同點，即為詩人在楚地，感發歷史文化而創作，其中有部分內容是哀悼楚國。如元稹《楚歌十首》詩，注云江陵作，如詩之一云：“楚人千萬戶，生死系時君。當璧便為嗣，賢愚安可分。干戈長浩浩，篡亂亦紛紛。縱有明在下，區區何足云。”正因為是十首的組詩，在詩中能多角度多層次對楚國的興亡進行反思，其中不乏借題發揮之作，也有不少人生的感嘆在內，“當璧便為嗣，賢愚安可分。”“榮枯誠異日，今古盡同灰。”“生死既由命，興衰還付天。”都是作者的直接議論，有如司馬遷之“太史公曰”。其中提到與楚地有關的文人，對宋玉是批評的，而“棲棲王粲賦，憤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終宛然”數語，有自況之意。 也有尋訪楚國遺跡而賦詩成篇，其中比較關注樊妃，元稹詩中也提到這位女性，“罷獵為樊姬”，樊妃曾諫楚莊王，有“楚之霸，樊姬之力也”的說法。《韓詩外傳》卷2載，楚莊王以沈令尹為忠賢，夫人樊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張說《登九里臺是樊姬墓》、張九齡《郢城西北有大古冢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直西有樊妃冢，因后人為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張九齡的詩題很長，但彌足珍貴，遺跡的存留是歷史的選擇，楚人不會忘記對楚地作過貢獻的先賢。 這里應該提到巫山神女，這一楚地傳說流傳甚廣。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感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愿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云。”立廟之事，唐詩中亦有歌詠，張九齡《登古陽云臺》云：“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唐人詠巫山神女，好奇中雜有企羨之意，《全唐詩》卷17《巫山高》題下收有多人作品，“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回作行雨，婉孌逐荊王。”(沈佺期)“巫山望不極，望望下朝氛。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云。”(盧照鄰)“云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皇甫冉)“愁向高唐望，清秋見楚宮。”(李端)詩中情景一如“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因空幻美艷而誘人。故孟浩然《送王七尉松滋得陽臺云》云：“君不見巫山神女作行云，霏紅沓翠曉氛氳。嬋娟流入楚王夢，倏忽還隨零雨分。空中飛去復飛來，朝朝暮暮下陽臺。愁君此去為仙尉，便逐行云去不回。”羨慕中帶有戲謔，歷史詠唱中帶有現實寓意。唐人詩中寫到巫山神女的地方很多，其中一層意思就是如同小說家仙游艷遇一樣，杜撰出一段奇遇以滿足私欲。其實都有“不見仙山云，倚瑟空太息”(沈佺期《和杜麟臺元志春情》)的遺憾和惆悵。 (二)文學傳統 楚地風俗人情有別于中原，中唐人王仲周《端午進銀器衣服狀》云：“楚俗遺風，素傳角黍。”角黍，即粽子。王仲周在進表中特別提到楚地特產“角黍”，可見唐時裹粽尚未普及。競渡也源于楚地，元稹《競舟》云：“楚俗不愛力，費力為競舟。”初唐宮中也有競渡，但與民間迎神招屈無關。還有信鬼祈年之習俗，李遠《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云：“今永新之為邑也，避在江南西道。吾聞牛僧孺之言，與荊楚為鄰。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義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斗，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嗚嗚鼓角，雞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遺風焉。”所謂“屈宋之遺風”，應指古傳之習俗。元稹《授齊煚饒州刺史王堪澧州刺史制》文中指出沅湘間民風：“沅湘間沉怨抑激，有屈原遺風。”③ 唐人認為楚地的遺風遺俗多與屈原相關。其實這正說明楚地人重歷史重傳統，對自己土地上出現的先賢懷有敬仰之情，而無移易。 楚地有自己的音樂傳統和表演體系，唐代民間的楚舞楚歌仍然有古楚樂舞的遺存。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并引：“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兒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以曲多者為賢。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音。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④ 劉禹錫認為民間娛神之作“詞多鄙陋”，故屈原作《九歌》，改變其格調；而劉禹錫作《竹枝詞》，在音樂上仍沿用當地楚樂，只是在情感格調上有所改造，使迎神之曲，變為言情狀俗之曲。故劉禹錫自稱“變風之自焉”。他在離開夔州時，作《別夔州官吏》詩，詩云：“惟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神蠻。”“九歌詞數首”即是《竹枝詞》九篇。《竹枝詞》九篇皆七言四句，這更便于民間歌唱，拉近了和當地民眾生活的距離，使古遠的《九歌》有了生機。這是劉禹錫對民歌創作的貢獻。 屈原的歷史價值最重要的是給予后世的文學，也隱含了貞節終始的精神傳統。唐人詩歌中吟誦到楚地，多能想起屈原，孟浩然《曉入南山》云：“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經七里灘》云：“五岳追尚子，三湘吊屈平。”《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云：“臘響驚云夢，漁歌激楚辭。”劉長卿《送李侍御貶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靈均。”《酬郭夏人日長沙感懷見贈》題注：“此公比經流竄，親在上都。”詩云：“流鶯且莫弄，江畔正行吟。”《湘潭懷古》云：“獨于湘江上，千載問《離騷》。”《送從弟貶袁州》云：“游吳經萬里，吊屈向三湘。”陶翰《南楚懷古》云：“獨余湘水上，千載聞離騷。”(一作劉長卿詩)對屈原的被貶寄予同情。更多作家因地緣關系表現出學習楚辭的興趣，這一點權德輿在《送張評事赴襄陽覲省序》中說得非常明白。他評價別人的作品，也會以楚辭為標準，其《送從舅詠入京序》云：“從舅詞甚茂，行甚修，嘗見其緣情百余篇，得騷楚之遺韻。故江南煙翠，多在句中。”⑤ 從舅由江南入京，“江南”具體所指不明，應在楚地。也有人從整體風格上來評價他人學屈原得楚風的詩歌，梁肅《送元錫赴舉序》云：“自三閭大夫作《九歌》，于是有激楚之詞，流于后世。其音清越，其氣凄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⑥ (三)文學情調 楚地地域廣大，不同區域間文化差異在文學情感表現上各有側重，如洞庭瀟湘與愁的聯系。如果說洞庭橘和洞庭月是洞庭湖的具象意境，那么，洞庭愁則是洞庭湖賦予人的情感基調。 原因之一，洞庭湖是行人過往之地，迎來送往，易生悲愁。洞庭有驛站，杜甫《宿青草湖》注“重湖，南青草北庭”，詩云：“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劉長卿《洞庭驛逢郴州使還寄李湯司馬》云：“洞庭秋水闊，南望過衡峰。遠客瀟湘里，歸人何處逢。孤云飛不定，落葉去無蹤。莫使滄浪叟，長歌笑爾容。”送別詩自身就會多愁，特別是送人南貶，南貶常經洞庭，王維《送楊少府貶郴州》云：“明到衡山與洞庭，若為秋月聽猿聲。愁看北渚三湘遠，惡說南風五兩輕。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里出湓城。長沙不久留才子，賈誼何須吊屈平。”劉長卿《送李侍御貶郴州》云：“洞庭波渺渺，君去吊靈均。” 原因之二，洞庭湖連接湘水，湘水有凄婉的傳說，其中如湘妃的傳說就令人悲傷不已。李白《遠別離》詩云：“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陳羽《湘妃怨》云：“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滄洲。目極楚云斷，恨連湘水流。至今聞鼓瑟，咽絕不勝愁。”劉禹錫《清湘詞二首》云：“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雨中收。” 原因之三，與屈原事相關。張碧《秋日登岳陽樓晴望》云：“屈原回日牽愁吟，龍宮感激致應沉。賈生憔悴說不得，茫茫煙靄堆湖心。”張祜《洞庭南館》云：“還因此悲屈，惆悵又行吟。”《贈李修源》云：“昨夜與君思賈誼，長沙猶在洞庭南。”馬戴《送客南游》云：“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李群玉，澧州人，其《湖中古愁三首》云：“昔我睹云夢，窮秋經汨羅。靈均竟不返，怨氣成微波。奠桂開古祠，朦朧入幽蘿。落日瀟湘上，凄涼吟《九歌》。”張泌《秋晚過洞庭》云：“莫把羈魂吊湘魄，九疑愁絕鎖煙嵐。” 原因之四，洞庭湖周圍鄉人善歌而音樂比較憂傷，劉禹錫《洞庭秋月行》云：“山城蒼蒼夜寂寂，水月逶迤繞城白，蕩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音聲較雜，有巴歌楚調，也有商賈的吹奏，《采菱行》云：“攜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堤相應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所謂南音只是當地音樂的總稱。《競渡曲》注“競渡始于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何在，斯招屈之義。事見《圖經》”，詩云：“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于武陵《客中》云：“楚人歌竹枝，游子淚沾衣。”竹枝調苦，白居易《憶夢得》注云：“夢得能唱竹枝，聽者愁絕。” 原因之五，洞庭猿聲，這一點也可以歸入洞庭具象中分析。張說《游洞庭湖》云：“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群。”劉長卿《送李侍御貶郴州》云：“聽猿明月夜，看柳故年春。”張謂《別韋郎中》云：“南入洞庭隨雁去，西過巫峽聽猿多。”李嘉祐《送友人入湘》云：“猿啼巫峽雨，月照洞庭波。”馬戴《送從叔赴南海幕》云：“洞庭秋色起，哀狖更難聞。”《楚江懷古三首》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猿聲常用為哀愁的背景。

注釋： ①《全唐文》(第492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025頁。 ②《陸云集》(第8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39頁。 ③《全唐文》(第649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6582頁。 ④陶敏、陶紅雨：《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第5卷)，岳麓書社2003年版，第317頁。 ⑤《全唐文》(第492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022頁。 ⑥《全唐文》(第518卷)，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269頁。 ⑦《唐詩品匯》引《杜詩言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8頁。 ⑧《唐詩品匯》引《葚原詩說》，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4頁。 ⑨《三國志》裴注引(第4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0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