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端午節江陵端午祭非物質文化遺產

論文摘要:文章就韓國“申遺”的是“端午祭”還是“端午節”，“端午節”與“江陵端午祭”是否是一回事，兩者之間又有何區別，這對中國又有何影響等諸多問題展開了討論，提出了我們的文化遺產是否真的遭到搶注，如果是，我們該如何補救;如果不是，又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等疑問。

近幾年來，我們的鄰邦韓國，時不時傳來搶注中國文化遺產的消息，在國內引起了不小的影響，給兩國的關系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這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韓國將江陵端午祭申遺事件”。事情起因最初源于韓國《江原道日報》的一篇報道，在報道中稱:韓國準備將“江陵端午祭”以韓國的名義，于2005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簡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稱號發起沖擊。韓國將“申報‘端午節’作為本國非物質世界文化遺產”這一消息一經公布，便引發了中韓學界的一片爭論。就“申遺”的是“端午祭”還是“端午節”、“端午節”與“江陵端午祭”是否是一回事、兩者之間又有何區別、這對中國又有何影響等諸多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盡管負責“申遺”項目的韓國文化財廳在接受中國《晨報》采訪時反復強調:“韓國的確有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人類口頭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但是申請的絕對不是端午節，而是江陵端午祭期間舉行的別具特色的一系列活動。”但卻不能平息中國學界對本國文化遺產遭到其他國家搶注的憤慨!那么，我們的文化遺產是否真的遭到搶注?如果是，我們該如何補救?如果不是，又給了我們什么樣的啟示呢?帶著這樣的疑問，我撰文與大家共同探討。

一、韓國“申遺”活動與中國學界的諸多爭端

（一)韓國認為:“申遺”的是端午祭而非端午節

韓國文化財廳申遺項目出臺后，便遭到了中國學界的一致抗議，此時，該廳情報科工作人員劉勤植出面解釋說:“根本不存在韓國申報‘端午節’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一事，韓國申遺的是‘江陵端午祭’。”劉勤植進一步向筆者解釋說，“江陵端午祭”是韓國農耕社會時期祈求豐年，民眾共同參與的傳統祝祭活動。在進行端午祭時，會舉行假面舞劇、投壺、摔跤、蕩秋千、長跪比賽、貽拳道比賽、高校足球賽等活動，而這些都是具有韓國地方特色的。

上海外國語大學韓國籍教授康曉城也聲稱，韓國人申請的是“江陵端午祭”這個特殊的民俗活動，而非端午節節日本身。“端午節很多國家有，其淵源與中國也有密切關系。但是各國過端午的習俗各不一樣:中國有吃粽子的習俗，但日本和韓國就沒有;日本人過端午的時候，男人游泳，女人洗頭;而韓國人在過端午的時候，則是男人摔跤，女人洗頭。”康教授還強調說，因為江陵四面環山，所以韓國的江陵端午祭保存完整，且別具特色。

事實上，對于端午節，現在韓國的年輕人基本上不太了解。城市里的人也基本不過端午節。在農村，這個節日的氣氛要濃厚許多。為了慶祝這一節日，男子會在那一天摔跤，女子則會蕩秋千，而且她們還會用曹蒲水洗頭。原來端午節是國家公休日，后來因為公休日太多而被取消了。

(二)“端午節”與“端午祭”是否是一回事的爭論

對于端午節和端午祭，劉勤植表示說:“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我無法確切地說出，但是兩者還是不同的。端午節是一個節日，也就是農歷五月初五。這一天，我們韓國人會舉行祝祭活動。而江陵端午祭是在此基礎上，融人了江陵這一地方特有的土俗信仰，它還包含各種各樣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動。我們申遺的項目是江陵端午祭。”

康曉城教授認為:“祭”和“節”兩者并不相同。“祭”是指活動，“節”是指一個紀念日，比如春節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每個國家、地方都會有自己特別的活動內容。如果單就某個節日“申遺”，是根本毫無意義可言的。江陵端午祭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不同于中國的端午節。

但是，復旦大學文博系民俗學研究者胡志祥副教授卻有不同看法:他認為“端午節”和“端午祭”并沒有本質區別。文化包括核心部分和影響部分，在傳播過程中總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在這期間，往往是核心部分保留了下來。端午節在中國本來就是祭祀活動，韓國江陵端午祭的核心部分就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

(三)韓國“申遺”后中國還能否申請

復旦大學胡志祥副教授認為“如果韓國此次‘申遺’成功，那么中國再就端午節要成功‘申遺’就比較困難了。”中國應同時加緊表明態度，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遺”，否則就非常遺憾了。

但是歲的遼寧大學退休教授烏丙安則表示，他國申報了，我們還可申報，即使聯合國批準了，我們也可以。此前，他曾經為此事專門給國家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發了一份急件，呼吁重視民間文化的保護。

烏丙安教授認為，人類口頭遺產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具有“共享性”，和自然遺產的獨有性是有區別的。在此問題上，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木卡姆”曲的申遺，聯合國同時批準了“伊拉克木卡姆”和“阿塞拜疆木卡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請。

(四)韓國“申遺”成功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申遺”，韓國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個項目要成為非物質類的世界遺產，必須符合3個條件，即歷史價值性、完整性、真實性。韓國從上世紀60年代起即將此項目列人國家級重要遺產，并且與韓國的文化內涵相融合，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因此許多專家認為韓國在“申遺”問題上勝算很大;當然也有部分專家認為，韓國向聯合國申遺，必須體現其過端午節的原創性和單一性。但端午節發源于中國，并有悠久的歷史積淀，在我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其他國家申遺成功的可能性一卜分小。

二、還原真實的“韓國江陵端午祭”

所謂“江陵端午祭”是指在韓國江原道江陵市舉辦的以端午祭祀為內容的重要民俗活動，祀期從為陰歷四月初五持續到到五月初七，它是這個期間的一次大型的民眾文化活動，在韓國久負盛名。“江陵端午祭”是政府組織的，有專門的江陵端午祭組織委員會。節日期間包括各種娛樂活動和儀式活動。比如蕩秋千、摔跤、繪畫、歌舞表演、做傳統打糕等，此外還有來自外國的各種藝術表演。在節日廣場上，一個表演場地連著另一個表演場地，人們盡情享受各種娛樂。而在河對岸，則是火熱的商品集市，賣服裝、用具、食品的攤位，擠滿整條街。每年的端午祭期間，來自韓國和世界各地的觀光者達百萬人之多。之所以能有如此眾多的參與者、參觀者，這要歸結為韓國江陵市政府對民間無形文化財的高度重視和有效的保護。正是這一舉措，使得一個民間節日成為江陵文化的標志，韓國民族精神的象征;成為一種無形文化遺產，供人類享受;成為外界認識韓國文化和江陵民情的一個窗口。

江陵端午祭的確是東亞“漢字文化圈”有趣的文化現象。以節日習俗而言，端午節毋庸置疑發源地在中國，只是在長期的流傳和國際交流中，它被中國周邊的國家和民族所吸納、所接受，并置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形成具有韓國民族特色的節日習俗。如果追述韓國江陵端午祭的原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仍是不容置疑的。在韓國的許多典籍中都記載了對“端午”的解釋，這種解釋和中國人的觀念是一樣的。如韓國也稱五月初五日為“重午”、“重五”、“端陽”、“五月節”，韓國特有的詞是稱“端午”為“上日”，意為神的日子。按照傳統風俗，在端午這一天要吃“艾子糕”，喝益仁汁，婦女們用首蒲湯洗頭發或飲用葛蒲水，或用營蒲露化妝，稱為“曹蒲妝”。士大夫人家的門柱上貼朱砂符借以避邪，君臣之間要互贈端午扇表示祝賀。中國端午節的許多習俗如插艾篙、營蒲、吃粽子、飲雄黃酒、戴荷包、五毒兜兜、拴五彩縷、劃龍舟、紀念屈原等習俗，在韓國的端午習俗中雖已不存在。但韓國江陵地區的端午祭，同樣包含了豐富的內容，祭祀、演戲、游藝是其主要內容。其中的祭祀儀式保存了完整的形式和內容，可以說是韓國江陵端午祭的核心。這也是韓國江陵端午祭1967年被指定為韓國第13號無形文化財產的主要原因。江陵端午祭期間的祭祀儀式主要來自神話傳說，他們所祭祀的神靈是“大關嶺山神”、洞(村落)城煌，被神化的人物有十二位之多，如金座信、國師城陛“梵日國師”、大關嶺國師女城陛鄭家女等。

江陵端午祭是現在韓國保存比較完整的傳統節日習俗之一。原來在韓國許多地區都有端午習俗，后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漸漸消失了，唯獨江陵地區完整地保存著。在江陵地區，端午祭有著繁瑣的祭祀儀式。如果從迎神的“前夜祭”算起，一般要舉行五個晝夜;如果從“山神祭”算起到送神止，時間長達20多天;如果從“謹釀神酒”算起，則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江陵端午祭的程序是從釀制神酒開始的。農歷四月五日，人們用江陵舊官府“七事堂”發放的大米和釉子釀制神酒，準備端午祭時敬神和飲用;四月十五日舉行“大關嶺山神祭”和“國師城煌祭”，祭祀結束后，鋸一段神木，人們將青紅禮緞掛在上面，然后在神木的引導下，組成迎神行列，農歷五月初三傍晚時分，回到江陵國師女城陛祠(鄭家女)接受“奉安祭”，也就是端午祭的“前夜祭”。祭祀結束后，將大關嶺山神和國師城煌牌位送往南大川露天祭場。從初四到初七，每天的早晨舉行“朝奠祭”。江陵端午祭的祭祀儀式分“儒教式祭儀”和“巫俗祭儀”兩種。儒教式祭儀以奉讀漢文祝禱詞的形式進行，祝祭的內容涉及除禍招福、健康安寧、治愈疾病、農漁豐收、禽畜繁盛等。儒祭之后，開始伴隨歌舞戲劇表演進行的“巫俗祭儀”，直至深夜。江陵端午祭的活動豐富多彩。除指定的祭禮(謹釀神酒—送神儀式)、巫祭、官奴假面戲、農樂競賽、兒童農樂競賽、鶴山奧道戴歌謠(這些都是地區或國家指定的無形文化遺產)外，還有眾多的民俗活動，如漢詩創作比賽、鄉土民謠競唱大賽、全國時調競唱大賽、拔河、摔跤、蕩秋千、射箭、投壺等;慶祝活動，如煙火游戲、端午放燈等;夜間活動，如國樂表演、伽椰琴并唱等;藝術活動更是豐富多彩。此外還有被稱為“亂場”的商品交易。現在在江陵端午祭時還邀請國外民間藝術團體到場表演，增進各國的藝術交流和友誼。 韓國江陵端午祭是一項大型的慶祝活動，它以端午節為契機，緊密結合了韓國民眾信仰和農時活動。有別于中國端午節的是，它以韓民族自己的方式，結合韓國民眾的需要和審美觀，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和形式。它的祭儀，無論是“儒教祭儀”還是“巫祭”，都保持了原生狀態。這種原生形態正是端午祭歷史價值、文化史價值和美學價值之所在，是被列為韓國國家指定的無形文化遺產的根本所在。但是民俗文化是不斷變化的，隨著時代的前進，有許多新的內容自然會補充進來，這一點在江陵端午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江陵端午祭的組織者十分明確“人為明天而活著，熱切的渴望與理想是人類生命的源泉。”作為民俗活動，每年的端午祭在保持傳統的基礎上，盡可能安排增加新的活動項目。正如江陵市長所說的“如同人有家鄉，文化來源于民俗;正如家鄉有情，民俗這一多樣性的根源，必須受到尊重”，他們相信“最地區性的才是最全球性的”，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生活的需要。

三、江陵端午祭的獨特祭祀方式

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基礎是韓國的傳統信仰，其中薩滿教(韓國稱巫教)信仰是最突出的特點。現在這個節日的儀式表演主要有三類:祭祀儀式表演、巫堂(薩滿)表演、面具戲劇表演。它們是最鮮明的，也是被廣泛接受的江陵端午節祭祀活動的文化特征。這個活動從山神祭祀開始，以驅趕魔鬼的活動結束，其中還有各式各樣的儀式活動，如有薩滿表演的山神祭祀。山神祭祀結束時，參與者要在江陵舉著牌匾和作為神靈棲息的樹游行。五月初七晚上有送神儀式和驅鬼，其中牌匾、紙花都被燒掉，送往神靈居住的地方。人們向神靈鞠躬，向他們祈禱富有和運氣。這些活動是在不斷吸收民間傳說、佛教和儒家因素下積累而成的。江陵端午祭的核心是巫堂祭祀，它主要為巫舞表演，韓國學者認為，這些表演是把民間傳說帶人現實世界的一個渠道。

江陵端午節祭祀是一個充滿地方特色的節日活動，這一點僅從薩滿祭祀儀式同其他地區此類文化現象的比較上，就可見一斑。在江陵端午祭的薩滿(韓國稱巫堂)祭祀儀式中，這里的薩滿與首爾、仁川的很不同。其一，供祀方式不同。這里只有神靈牌位，上寫大關嶺國師城陛之神位、大關嶺國師女城陛之神位。神位上其余的部分就是鮮花。而首爾、仁川地區沒有神位，都是神靈畫像，鮮花也不擺放在神靈位置上;其二，儀式形式不同。首爾、仁川的儀式是降神形式，每個表演者都有薩滿祭祀對象前來附體于祭祀者的各種表演。這里的薩滿一般不降神，只是表演歌舞。有的甚至就是唱傳統民歌;其三，服裝不一樣。在這里一般的薩滿由于不降神，并不經常換服裝。在首爾、仁川的薩滿，換服裝就等于更換神靈身份一樣，換言之，神靈不同是通過服裝替換來表現的。在江陵基本沒有了這個形式，服裝基本不變。同時這里的薩滿還頭戴白花，表示巫女的身份;其四，主要薩滿的巫術技術不一樣。江陵端午祭的主要薩滿降神時是用嘴咬盆，盆是在一個裝著神具的架子中央。因此整個架子都被她咬起，力量很大。然后幫手們從架子中撤出盆，薩滿仍舊咬著它不放。一個巫女與她對唱，反復詢問各種事情。表演昏迷狀態的薩滿應答著，觀眾不斷往她叼著的盆中送錢，祈禱。這是整個儀式最熱鬧的情景。而首爾、仁川的薩滿有踩鍘刀表演，這里沒有此類表演;其五，觀眾祈求薩滿幫助的形式不一樣。首爾、仁川的觀眾是交錢上香、叩頭，這里是交錢燒紙。薩滿把燃火的紙片上揚，最后變成灰片高高飛揚，以示吉祥。

四、韓國“申遺”對我國保護文化遺產的啟示

2006年5月25日，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明確了中國加大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并表示國家將把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將定為全國“文化遺產日”。傳統節日將被列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單。

這自然讓人想起前2004年韓國申請端午節為世界文化遺產在國內引起的強烈反響。2005年11月25日巴黎傳來韓國“江陵端午祭”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消息時，雖然國人已經明白這并非“搶注”了中國的端午節，但對韓國此舉，情感上國人仍然感到“難以接受”，并由此對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機制提出了反思。這次文化部以肯定的口吻明確了文化遺產保護意向，尤其強調節日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讓國人感到了一絲欣慰。

事實上，韓國令中國人震驚的“申遺”舉動并非橫空出世，它的文化遺產保護從1962年就開始了。正是在該國經濟開始起飛的1962年，韓國頒布了韓國的第一部文化遺產保護法《文化財保護法》，明確提出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也就是說，被韓國人津津樂道的經濟增長期—“漢江奇跡”(1962一1980年，人均GDP由87美元增加到1510美元)的開始，就伴隨者對自身民族文化傳承和文化遺產保護意識的覺醒。早在1967年，江陵端午祭就成為了韓國的國家文化遺產，被定為第十三號無形文化遺產國寶，而2005年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則是在所謂全球化的時代，在其成為經濟強國之后，昭示其文化實力(軟實力)的動作。

其實韓國的這種覺醒也是跟其鄰國相對比而產生的。享譽世界的韓國泡菜，當年就是由日本人率先推向國際市場的，而這引起了韓國人當時痛心疾首的大規模反思，隨后便加大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

再看看日本，1950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其意義實際上是強調文化遺產的精神文化層面的意義。其實，日本的文化遺產的保護是一個跨越百年的系統工程。日本早在1871年，即其現代化的初始階段，就制訂了第一部有關文化財保存的條例《古器舊物保存法》。隨后，在1897年和1929年政府又分別頒布了《古社寺保存法》和《國寶保存法》。由此看來，這種文化遺產的保護傳統也是伴隨者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并且一如既往。

國際視野能夠讓我們看到我們需要加強的地方。實際上，根本的問題在于經濟崛起的中國在21世紀是否有意識、有信心和有能力傳續自身的文明，打造利于國家發展的軟實力。在中國融人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時候，如何承繼自身的文明傳統從來就是一項重要課題，而其中，中國能否產生健康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則相當關鍵。

從韓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現代化進行得較好的國家來看，現代化本身就伴隨著對自身文明傳統的不斷確認和自我認定，而并不一定就是對自身傳統的無條件全盤否定。實際上，整個20世紀，中國都是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走過來的，而21世紀我們需要加強的，恰如有論者所言，乃是重新對自身文明進行肯認，對民族體的自我意識進行張揚。而在具體的層面，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文化遺產的保護。其實，無形的文化遺產比有形的文物遺址更難保護，而對后者的保護本身也是為保護無形之物，即保護整個文明本身，在這個意義上看，諸如節日、民歌等“非物質遺產”的保護，確實意義重大，直接關系到文明的復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