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學（2）

林甘泉

五、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地位的確立及其經驗教訓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學掀開了新的一頁。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舊中國長期處于被排斥地位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變。1950年，七十高齡的陳垣先生在給朋友的信中熱切表示：“一切從頭學起。年老就衰，時感不足，為可恨事。”〔20〕陳垣的話，表達了許多史學家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真誠愿望。50年代初期，史學界掀起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通過學習，大多數史學工作者對以下一些基本歷史觀點取得了共識。

第一，歷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積，而是有規律可尋的自然歷史過程。歷史的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

第二，歷史變動的原因不應單純用人們的思想動機來解釋，而應著重考察這種變動背后的物質生活條件。生產方式的變革是一切社會制度和思想觀念變動的基礎。

第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歷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時期內改變一個國家或民族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最終決定一個國家或民族歷史命運的力量是人民群眾。

第四，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封建國家和地主階級對農民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是導致農民起義史不絕書的根本原因。農民的階級斗爭和農民戰爭是推動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

第五，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歷史上的民族關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戰爭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須把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沖突和民族壓迫，與近代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嚴格區別開來。

第六，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這些基本觀點獲得共識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很快確立了它的主導地位。隨著史學主流的轉變，史學家所關注的研究課題也有了新的變化。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首先吸引了許多學者的興趣。包括徐中舒、嵇文甫、唐蘭、于省吾、楊向奎、張政烺、童書業、楊寬、何茲全、王仲犖、王玉哲、王毓銓、束世澂、金景芳、日知等著名學者，都積極投入了古代史分期的討論。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胡繩《中國近代歷史分期問題》和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以及后來該刊發表的范文瀾《試論中國自秦漢時成為統一國家的原因》和尚鉞《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長》，都引起了不同意見的爭論。從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一些刊物上開展的關于農民戰爭的性質和作用的討論，尤為廣泛和熱烈。上述這些問題的討論表明，在歷史研究中，即使大家都力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南，但對理論的理解和對歷史的認識仍然會有不少分歧。這種意見分歧是正常的，通過不同意見的爭論可以提高大家的認識水平，促進史學的健康發展。事實上，正是上述這些問題的討論，培養了一批后來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史學家。有關討論的論文：出版了好多部專集，比較重要的專著則有：郭沫若《奴隸制時代》，李亞農《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王仲犖《關于中國奴隸社會瓦解及封建關系的形成問題》，賀昌群《漢唐間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鉞《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生及演變的初步研究》，趙儷生、高昭一《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孫祚民《中國農民戰爭問題探索》等。

應該指出的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國史學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古代史所獲得的重要成果，并不限于上述熱門問題。這方面還可以舉出許多重要著作，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一、二、三編，楊向奎《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趙紀彬《論語新探》，楊寬《古史新探》和《戰國史》，唐長孺的《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王仲犖《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韓國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明清農村社會經濟》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史念海《河山集》，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楊榮國《中國古代思想史》，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等。馮友蘭這個時期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和《中國哲學史論文集》第一、二集，盡管他的一些觀點受到了批評，但我們應該承認，他在主觀上是想運用馬克思主義來重新研究中國哲學史的。

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后，先后發表陳寅恪的《記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和《論韓愈》。這對專門從事實證研究的學者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純考據性的史學論文從數量上說雖然比建國前大大減少，但也時有一些佳作發表。這個時期還出版了不少基本上屬于考據性的專著，如吳晗《讀史劄記》，劉節《古史考存》，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漢代學術史略》改題重版），李劍農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和《宋元明經濟史稿》，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岑仲勉《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宋代鈔鹽制度研究》，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謝國楨《南明史略》，王鍾翰《清史雜考》，羅爾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等。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建國后有顯著加強。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煙海，但有組織有計劃地整理、編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的。由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料叢刊》，包括《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回民起義》、《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等十一種專題資料的出版，為近代史研究的開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學者還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代農業史、手工業史和工業史等方面的專題資料。帝國主義侵華史、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是這個時期近代史研究的重點。出版的重要專著有：劉大年《美國侵華史》和《中國近代史諸問題》，卿汝楫《美國侵華史》第一、二卷，丁名楠、余繩武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一卷，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稿》，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政治》，戴逸《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等。現代史研究在五六十年代側重于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最具權威性的專著。此外如何干之主編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胡華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在五六十年代也都有較大的影響。李新等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試圖突破革命史的框架，是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的第一部現代通史著作。

如上所述，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這十七年間，我國歷史學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前些年有的人竭力貶低這十七年史學的成就，甚至說這十七年一部中國史變成了農民戰爭史，這是非常片面和不實事求是的。當然，我們也無需諱言這十七年史學發展存在著許多不足和失誤，諸如：簡單化、公式化而不重視中國歷史特點的教條主義毛病；研究視野過于狹窄，課題過于單調，對于文化史、社會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領域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在運用階級分析方法時，有“貼標簽”和非歷史主義的傾向；庸俗化地理解階級斗爭的歷史作用，把農民戰爭說成是封建社會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對我國古代和近代的史學遺產更多地強調批判而忽視繼承，對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等。產生這些不足和失誤的原因，從史學工作者自身來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另一方面，則是歷次政治運動“左”傾思想對史學發展的直接干擾和消極影響。

史學是聯結現實和歷史的一門科學。不僅近現代史的研究與現實有密切關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視角和價值判斷也不能不受現實的制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認為史學可以脫離現實而躲進象牙之塔，而且主張史學應該為現實服務。但歷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現實的需要來剪裁歷史事實，這實際上就取消了史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存在。歷史學從根本上說來，必須從學科建設的需要出發，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史學家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發展和繁榮。50年代前期，史學界之所以呈現出比較生動活潑的局面，這與黨當時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是有很大關系的。但以后由于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嚴重影響了百家爭鳴政策的貫徹。建國初期開展的胡適思想批判，固然有它特定的時代需要和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批判中未能把胡適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區別開來，在批判胡適的主觀唯心論歷史觀時，也未能對他提倡的實證研究方法加以實事求是的分析，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貶低考據工作和忽視實證史學基本訓練的消極后果。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把雷海宗認為奴隸社會“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學術理論觀點，以及向達和榮孟源對于歷史研究工作所提的一些正常意見，都當作“右派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來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開展的資產階級學術批判運動中，一大批著名的史學家都受到了無端的指責。有的高校師生還提出“要打破王朝體系”和“以論代史”的錯誤口號。隨后，由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而引發的批判修正主義的斗爭，也波及到史學界。對古代史分期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持有獨立見解的尚鉞，被扣上反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帽子。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都嚴重挫傷了史學工作者政治上和學術上的積極性，并助長了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中錯誤傾向的滋長。

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吳晗都曾經對當時史學界所存在的“左”傾思想和非歷史主義傾向提出過批評意見。但是在當時“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大氣候下，他們的意見并沒有得到應有的支持。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吳晗、翦伯贊首先成為“四人幫”迫害的對象。在十年浩劫中，一大批史學家遭到殘酷斗爭，有的含冤去世。正常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完全陷于停頓，許多史學家多年的學術成果毀于一旦。而“四人幫”在他們垮臺的前夕，還發動了一場所謂“批儒評法”的鬧劇，為他們篡黨奪權制造輿論，使備受摧殘的歷史學又蒙受了一層恥辱。

六、充滿生機的新時期歷史學

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歷史學迎來了百花盛開的春天。史學界經過撥亂反正，批判了“四人幫”的罪行，清理了“左”傾思想的錯誤，出現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躍的局面，研究成果也獲得了大面積豐收。

新時期歷史學的發展呈現了幾個顯著特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運用逐漸擺脫了簡單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強調研究工作要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和原則出發；研究領域多方面拓寬，研究課題更加貼近現實和注重學科的生長點；重視中外歷史的比較研究，借鑒西方近現代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一些傳統的歷史觀念和認識受到了挑戰，對不少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提出重新評價；涌現了一批很有潛力和發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學工作者，史學隊伍從總體上說來知識結構較前更趨合理。

文化史是新時期最早引人注目的熱門研究領域。新中國成立以后，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史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受到了冷落。改革開放以來，在歷史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探索中，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和負面作用，中國歷史發展的文化背景等問題倍受人們關注，從而引起了一股“文化熱”。以研究文化史為宗旨而創辦的刊物如雨后春筍，各種有關文化史的論著也大量涌現。但隨之也出現了泛文化的現象，諸如政治文化，商業文化，旅游文化，飲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江湖文化，乃至神鬼文化等等，五花八門，幾乎無所不包。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文化史的研究對象究竟是什么？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門方興未艾的分支學科其內涵和外延都是相當模糊而有待界定的。

社會史也是新時期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就社會史的某些內容來說，如階級結構、財產形態、宗法制度等，過去大都是作為社會經濟史的組成部分來考察的。而有關社會史的其他一些內容，如社會組織、職業群體、家庭模式、婚姻形態、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則很少有專門的研究。80年代以來，無論是傳統的課題或新的課題，都有許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專著如：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喬志強《中國近代社會史》，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馮爾康等《中國宗族社會》，謝維揚《周代家庭形態》，彭衛《漢代婚姻形態》，陳支平《近500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經君健《清代社會的賤民等級》，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李中清、郭松義主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等。

經濟史研究獲得了豐碩成果。關于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特點，封建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關系，城鎮經濟的功能和歷史作用，以及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等問題，都引起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是較早對封建經濟結構若干重要問題進行考察的理論性專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以及《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和《中國經濟史論叢》，自成體系，堪稱鴻篇巨制。但書中有些觀點，如認為春秋戰國以后是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因素的“變態封建制度”，引起頗多爭議。斷代經濟史已出版漆俠《宋代經濟史》和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有關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研究比過去有較大進展。已出版的農業史專著有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中國農學史》和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陳文華主編的《農業考古》季刊，以其豐富多采的內容獲得了廣泛贊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進一步深入。陜西岐山董家村裘衛四器和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的發現，使人們對西周和秦代的土地關系有了新的認識。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問世，為均田制研究增添了新鮮資料。楊國楨的《明清土地契約文書研究》認為明清時代從永佃權到“一田兩主”的演變，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權的分割。已出版的土地制度史專著有陳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系史稿》和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等。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資料匯編。手工業史的研究成果相對來說較少，值得一提的專著有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馮先銘等《中國陶瓷史》，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等。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由手工業部門向農業延伸，并且由地區性研究向綜合性研究發展。重要的專著有：李文治等《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劉永成《清代前期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初探》，洪煥椿、羅侖主編《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等。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以徽州地區成績最大，已出版的專著有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等。

政治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農民戰爭史，政治制度史和軍事史成為新的關注重點。日知認為城邦制度是世界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中國先秦時代的國家不是君主專制政體，而是城邦民主共和政體。他的觀點引起了熱烈討論。關于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及其歷史作用，也有不同意見的爭論。農民戰爭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是清理了文化革命前把農民戰爭歷史作用拔高的非歷史主義傾向。多數學者認為舊式農民戰爭既有革命性，也有封建性。但有些問題也還存在著分歧意見，如有的學者認為農民戰爭非但沒有推動歷史前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歷史的進步，這種觀點看來很難得到多數學者的贊同。

民族史研究也有很大進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多數學者認為，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締造和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把中國歷史推向前進，這是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許多少數民族的族源，經過討論已逐漸取得一致的意見。關于歷史上少數民族的社會性質，認識雖然還存在分歧，但也有所接近。出版了許多少數民族族別史的專著，綜合性的多卷本民族史著作則有江應梁主編的《中國民族史》和王鍾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

邊疆史和歷史地理與現實關系特別密切，有關的學者在為現實服務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歷史地理研究從傳統的沿革地理向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發展。譚其驤主編的八冊本《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記載為基礎，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締造偉大祖國的歷史，是一項重大的學術工程。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以“絲綢之路”的成果最為突出。有關我國和中亞、西亞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正在興起。我國和東北亞、東南亞關系史的研究，在以往基礎上也獲得了不少進展。

思想史和史學史研究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多數學者已不再把思想史簡單歸結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斗爭史。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負面影響究應如何估計，認識并不一致。有的學者認為傳統思想不但有助于中國的現代化，還可以對西方現代社會補弊糾偏。也有的學者反對無批判地贊頌傳統思想的價值，認為應該警惕復古傾向的沉渣泛起。這些問題都有待于通過百家爭鳴解決。這個時期出版的重要思想史專著有：任繼愈《中國哲學史》，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卿希泰《中國道教思想史綱》等。白壽彝1981年在《史學史研究》連續發表四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對史學史研究的一些重要問題發表了系統看法。近年來史學史研究改變過去集中在《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少數名著的狀況，對唐代、宋代和近代史學的研究都有較大進展。已出版的史學史重要專著有：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吳澤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史》，陳清泉、蘇雙碧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肖黎主編《中國史學四十年》等。

80年代以來，斷代史研究向縱深發展。由于考古發掘的新發現，中國文明產生的時間有可能比原先的說法提前，黃河流域也不再被認為是中國文明唯一的搖籃。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條件。新的甲骨、青銅器、帛書和簡牘的發現，大大豐富了學者們對先秦史和秦漢史的認識。由唐長孺主編的《吐魯番文書》的出版，推動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發展。明清檔案的整理和出版，開拓了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從先秦到明清，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軍事制度、土地制度、賦役制度、階級關系、商業和商人資本、城市交通、民族關系、中外關系、歷史人物等各個方面，出版的專著和發表的論文，就其數量和質量而言，都大大超過了“文革”以前。綜合性的斷代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由于篇幅限制，我們只能略舉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紹，如林劍鳴《秦史稿》，吳天墀《西夏史稿》，韓儒林主編《元朝史》，南炳文、湯綱《明史》，王戎笙、李洵等《清代全史》，馬曜、繆鸞和《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高敏《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韓國磐主編《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華山《宋史論集》，陳高華《元史研究論稿》，韓大成《明代社會經濟初探》，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王思治、何齡修、張杰夫主編《清代人物傳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等。

80年代以來，近代史研究出現了十分活躍的局面。總的趨向是研究領域大大拓展，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也比先前客觀和全面。多數學者認為太平天國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兩重性政權，并且逐漸向封建專制政權轉化。對義和團的籠統排外思想和神秘主義采取批判態度，認為義和團運動一方面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正義性，另方面又具有農民小生產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關于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和中國近代化進程問題的爭論，引起了普遍的關注。李時岳不同意胡繩在50年代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論，認為應該重視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的意義，給予資產階級政治運動以應有的歷史地位。他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四個階梯”。李時岳還認為，近代中國實際上存在著兩個趨向：一是由于帝國主義侵略，從獨立國家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趨向；一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從封建社會變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并向資本主義演化的趨向。由封建變為半封建，這是歷史性的進步。汪敬虞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不可分割的，這個提法之所以科學和準確，就在于它既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面，又看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治使中國的資本主義得不到發展的另一面。近代中國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轉變是歷史的沉淪，不是時代的進步。在關于中國近代化進程的討論中，也出現有的論者只贊揚改良而貶抑革命，甚至反對將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作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這種觀點顯然無法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已出版的近代史專著，比較重要的有：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史稿》，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夏東元《洋務運動史》，戚其章《甲午戰爭史》，湯志鈞《戊戌變法史》，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金沖及、胡繩武《辛亥革命史稿》，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姜義華《章太炎思想研究》，章開沅、羅福惠主編《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等。

隨著各種資料和檔案的大量公布，現代史研究不僅恢復了一些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而且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也重新加以認識。如過去對抗日戰爭主要是敘述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強調國民黨消極抗戰和對日妥協；如今在肯定共產黨中流砥柱作用的同時，也對國民黨的抗戰給予比較公允的評價，對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關系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比較重要的現代史專著有：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共產黨史稿》，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彭明《五四運動史》，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等。

文化大革命以前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在范老和郭老去世之后由兩書編寫組繼續完成這項工作。在蔡美彪主持下，十卷本《中國通史》率先全部出版。七卷本的《中國史稿》不久前也全部出版。由白壽彝主編的另一部多卷本《中國通史》，目前已出版四卷，該書體裁吸收古今史書的優點，作了一些創新的嘗試。

1949年以前，中國學者對世界史基本上談不到開展獨立的研究。只是在建國以后這種情況才有了改變。盡管由于基礎薄弱，圖書資料欠缺，這門學科的建設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但幾十年來，特別是80年代以來所取得的成績也是很可觀的。目前在有關世界史整體和國別史的一些重大問題上，中國學者都有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關于古代城邦和王權問題，西歐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形式問題，東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較問題，以及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史、美國內戰史、巴黎公社史、日本明治維新史、羅斯福“新政”、蘇聯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不同于傳統觀點的學術見解問世。已出版的重要專著有：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東北師范大學編寫組《世界上古史綱》，施治生、劉欣如主編《古代王權與專制主義》，馬克垚《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王治來《中亞史綱》，劉祚昌《杰弗遜傳》，陳崇武《羅伯斯比爾評傳》，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朱貴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等。

以上我們鳥瞰式地回顧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所走過的道路。應該說，這是一條不平坦和曲折的道路。回顧過去是為了開拓未來。處在世紀之交的重要時刻，我們對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史學有什么樣的期待呢？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歷史學當然應該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有新的發展。我們不能老是以中國有得天獨厚的豐富史學遺產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終究不如中國人而自我安慰。中國史學要走向世界，不僅需要從外國史學的最新成就中吸取營養，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當代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步伐。“有容德乃大”。一切有用的知識，我們都應該歡迎和吸收，使我國史學永葆青春和活力。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主流經歷了從近代實證史學向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轉變，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驗和挑戰。這種考驗和挑戰并不是壞事，它可以使馬克思主義史學得到進一步的鍛煉。唯物史觀從根本上說來是一種開放的、發展的學說，未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吸取以往失誤教訓的基礎上，只要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的理論體系，更新已經過時的觀念，一定能夠更加發揚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學界的主導地位。

史學的發展依靠史學家在工作中取得出色的成績。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優秀的史學隊伍。但是從史學發展的要求來說，這支隊伍在理論素養、知識結構和實證功力等方面都有待提高。我們相信，隨著我們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史學隊伍一定會更加壯大和優化。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史壇，不僅將涌現一大批學識淵博的學科帶頭人，而且將出現當之無愧和聞名于世界的史學大師。

讓我們老中青史學工作者為中國史學的再度輝煌共同努力。

注釋：

〔1〕康有為：《論語注·為政第二》。

〔2〕《中國史敘論》，《飲冰室文集》之六。

〔3〕《新史學》，《飲冰室文集》之九。

〔4〕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79 年版。

〔5〕《王國維遺書》第五冊，《靜庵文集續編》。

〔6〕《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7〕唐蘭：《關于尾右甲刻辭》，《考古社刊》第6期，1936年。

〔8〕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歷史書》，見《古史辨》第2冊。又見《胡適日記》1921年8月13日，中華書局1985年版。

〔9〕陳寅恪：《陳垣敦煌劫余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10〕《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1923年4月27日，見《古史辨》第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