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管仲相齊40年使齊國成為號令諸侯的霸主。他的文化治國戰略思想是其思想體系中獨特的一方面。管仲強調發展經濟的基礎性作用，把富國和富民有機地結合起來，作為其文化治國思想的物質基礎；其文化治國的戰略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繼承周文化，從而進入文化主流；二是通過吸納周邊文化，從而促進文化在齊地的融合；在前兩者基礎上塑造獨具魅力的齊文化，成就文化大國的理想，從而構成對經濟和政治的強力支撐。管仲的文化治國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建制也有著重要的啟示，它告訴我們文化之基礎在于民眾，文化的重塑要體現兼容和開放的精神。

關鍵詞：管仲;文化治國;齊文化 管仲（？—前645），春秋初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擔任齊國宰相期間，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齊國“通貨積財，富國強兵”［1］2132，建立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1］2131的大業。孔子稱贊管仲的功績：“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2］梁啟超說管仲是“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說：“其以偉大之政治家而兼為偉大之政治學者，求諸吾國得兩人，于后則有荊公，于前則有管子，此我國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管仲的思想主要見于《管子》一書，該書保存了管仲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思想。本文試圖對管仲的文化治國思想進行挖掘，并求得對今天的社會建制的啟示意義。 一、富國富民：管仲文化治國的現實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這一時期奴隸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孟軻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這句話概括地說明了中國社會從西周到春秋的轉變。周王室衰微和諸侯爭霸構成當時政治活動的主要特征。春秋初年，管仲任齊國國相之后，“慎輕重，貴權衡”［1］2132，把經濟建設放到國家建設的首要地位。要在混亂的格局中保全和發展自己，必須首先取得經濟的優先權。國家富裕是長治久安的現實基礎，也是管仲文化治國戰略的物質前提。 富國是治國的根本。管仲說：“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強調了發展經濟的基礎性作用。而管仲富國思想的獨到之處在于：他把富國和富民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認識中，往往把國家和人民不自覺地對立起來，把國家富裕建立在對老百姓的賦稅和盤剝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為治國的第一要務，這在先秦諸子中是沒有的。《管子?治國》開篇明義：“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為什么會這樣呢？“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管子?牧民》）從此出發，管仲強調治國者必須善于與民同利，因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所以，“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管子?版法解》），“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管子?權修》），只有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做到民富國強，才有力量與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管子?乘馬》）。在管仲執政期間，齊國推行“慈于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盡量做到“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管子?形勢解》），通過“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齊國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權獲得鞏固和穩定。這不僅促使齊國在經濟上富足殷實，政治上安定秩序，也為管仲文化治國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二、管仲文化治國的具體實踐 “區區之齊在海濱”［1］2132，地理形勢的阻隔使得齊長久以來偏離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主流文化。雖然管仲以九合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齊國一躍而成為當時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相對落后。從文化上來說，齊國屬于東夷的文化圈。管仲大膽提出變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主張，主張用文化理念來統治臣民，順服周邊，這對于文化的挽救和政治的崛起，無疑在歷史上是一大創舉。管仲文化治國的具體舉措如下： 1.繼承周文化——進入文化主流。西周時期的齊國，姜太公實行“因其俗，簡其禮”的基本國策，對原來的夷俗夷禮未作大的改動。到了桓管時期，管仲在齊國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積極向主流的周文化靠攏，促進了夷夏文化在齊地的融合。“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管子?小匡》）通過整飭、修復文武周公舊法，擇其適合齊國社會實際的部分，創造性地加以運用。主要表現在：其一，創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禮、義文化。管仲認為：“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四維者，“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管子?牧民》）。四維之中，禮、義為先，通過用禮、義來規范人們行為，整飭社會秩序，挽救了處于緊張之中的夷禮、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罰”的思想。管仲認為，德是國家長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時，管仲亦主張慎罰。他說：“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張刑罰上要慎重而嚴謹。其三，汲取并發展了重農愛民傳統。管仲認為，統治者應該以民為本，求天下“始于愛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愛民具體概括為六個方面，即“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并且強調“五谷者，民之司命也。”（《管子?山權數》），從治國的角度上：“明王之務，在于強本事，去無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輔》），又說：“夫富國多粟，生于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國》）。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管仲在繼承周人重農思想的同時，并沒有放棄齊人重視工商業的傳統，而是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做到了農、工、商并重。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過對周文化的繼承，將周人的禮義精神、明德慎罰思想、重農愛民等傳統引入齊國，使齊地的文化邁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從而對周邊構成了強力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