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馬克斯·韋伯;宗教倫理;經濟倫理;資本主義精神 論文摘要:按照韋伯的經濟倫理思想，在高級宗教形式中，先知預言與兩種處世觀相結合形成了4種基本的宗教類型，而其中的入世禁欲主義宗教即基督新教通過天職觀和預定論形成了一種倫理精神，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從而導致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 馬克斯·韋伯的思想博大精深，但也充滿了許多歧義和矛盾，許多相互抵悟的觀點都可以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時常引起不同設釋者的爭論。 韋伯從歷史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了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及西歐宗教改革后的變化，論證了新教倫理怎樣成為時代的精神，得出倫理精神是經濟發展根木推動力的結論。 1、時代背景和思想淵源 韋伯生活的時代正值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期。這個時期的哲學一社會科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以叔本華、尼采和柏格森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興起，它標志著西歐理性主義的發展遇到了深刻的危機。 韋伯的主要思想觀點和世界觀正是在19世紀后期形成的。作為一名新康德主義學者，韋伯的世界觀是由自然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三者相互矛盾復雜地交織成的綜合體，他的社會學方法論受到了英法實證主義、德國浪漫主義和德國古典析學這3種思想體系的影響。這些彼此對立的思想有時在韋伯的外在行為中顯得十分融洽，但在內心深處，由上述思想造成的對立思潮的沖突和緊張使韋伯的精神永不安寧，他痛苦地感受到已不能為自己的任何一種理想找到“科學的根據”，同時由于階級的局限，他義排除了用其他某種方式論證自己理論的可能性。 只有了解這種思想背景，才能認識韋伯個人，特別是當涉及他的社會學的哲學基礎時，離開了兩個世紀之交這一特定社會背景，就無法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韋伯其人及其思想。 2、先知預言與宗教倫理類型 韋伯表示，他的興趣在于階級社會的高級宗教，即以不同先知預言為信仰的濡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這6支世界性宗教。在高級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先知及其預言。所謂先知，韋伯是指“一純粹個人性之卡里斯瑪察賦的擁有者，他基于個人所負使命而宣揚一種宗教教說或神之戒命”。在《宗教社會學》的第四章中，韋伯指出卡理斯瑪式先知是一種“強大的革命力童”，一種宗教的實質精粹及其發展方向，對社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先知的預言中。 韋伯認為，一切宗教先知都是卡里斯瑪式人物。現代世界宗教的先知基本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倫理先知，另一是楷模先知。“其中之一最清楚的代表可說是佛陀，另一種則以瑣羅亞斯德與穆罕默德為代表。先知可以只是個宣揚神及其意志(不管是具體的名利，還是抽象的規范)的工具;在傳道時就像他已受到神的委托，而要求人們把服從他當作一種倫理上的義務。這種類型我們稱為倫理型預言(ethische Prophetie)。另一方面，先知也可以是個模范人物，他以身作則，指示其他人宗教救贖之道，如佛陀那樣。這種先知在傳道時完全不提神圣的使命或倫理義務之服從，他只是訴諸那些渴求救贖之人的自身利益，向他們推薦自己走過的路途。我們稱這種類型為‘模范型預言’(exemplarische Prophetie)。” 韋伯認為一切宗教都有對塵世拒斥的傾向，他從這個角度把宗教視為“救贖論”。在宗教觀念里，“塵世”和“神的世界”是兩個截然對立的世界。’‘塵世，在宗教的意義里是各種社會關系的領域，因而是一個充滿著各種誘惑的領域。”為了在這充滿誘惑的塵世中使人的靈魂得到拯救，就必須約束自己的行為達到救贖，即必須禁欲或自制。韋伯經過考察認為，宗教徒為了達到救贖常用兩種方式，一種是人世方式(禁欲主義)，另一種是出世方式(神秘主義)。前者以介人世界的態度，借助日常生活的實際行動做到禁欲而達到救贖;后者是以逃避世界的態度，通過冥思默禱進人“擁有”狀態達到救贖。禁欲是一種依照神的意志所指引的方向而實行的現世行動，它以人神對立為特征，人首先要把自己視為神的工具，通過禁欲而救贖;.‘擁有”則是通過學習、修行后才能進人的一種神秘狀態、它是以人神合一為基礎，在“擁有”狀態中，人是神的載體、通過這種神秘的合一而達到救贖。兩種先知預言義分別與兩種處世觀有親和性。我們把韋伯的兩種宗教先知類型和兩種救贖方式組合成一個矩陣，就得出了韋伯所說的4種宗教類型，見表1。 在韋伯看來，基督新教和佛教分別是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兩個典型，它們處于矩陣對立的兩極，即人世禁欲主義和出世神秘主義。韋伯強調，這只是宗教倫理類型的兩種理想類型，在這兩極之間有著形形色色的過渡和組合、其中還存在這樣兩種中間情況:一是追求成為上帝的工具，虔誠地侍奉上帝的感情，激昂到要退同到修道院里去進行苦行、冥思.以便與上帝有效的溝通，即出世禁欲主義。由此，天主教介于禁欲主義和神秘主義之間的中間形態，似應屬于出世禁欲主義。二是神秘主義還沒有得出要棄絕現世的結論，還愿意留在現世秩序中.即人世神秘主義，由此看來，儒教當屬于人世神秘主義。 韋伯認為，基督新教摒棄了天主教在修道院中修行的獲救方式，轉而在塵世中修行，認為世俗的本職工作本身即具有宗教意義，是獲得上帝恩寵的最好方式，本職工作越出色，越有可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由此而產生出的“天職”觀念，使新教信徒傾向在現世中過一種系統的、理性的生活，從而大大促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另外一些宗教，要么整個宗教充斥巫術，理性化程度較差(比如儒教)，要么采取遁世修行之路(比如天主教)，或二者兼而有之(比如道教)，結果阻礙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

3、宗教倫理價值觀與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畢生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是:近代資木主義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文明歷史悠久的東方?通過對東西方社會進行比較研究，韋伯認為原因在宗教領域，因此他對近代資木主義的起源和發展，從精神動力系統進行了探討。 韋伯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并不是投人該行業的資金流，而是新的精神，即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看來，所謂資木主義精神就是勤勉、認真、精心謀劃，及按照節省的原則去獲取利潤的節儉積累觀念、時間觀念和誠實謹慎觀念，而促使這種資本主義精神或經濟倫理形成的動因正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爾文教。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新教的“天職觀”和“預定論”是資本主義精神得以實現的動力。“天職觀”即是把完成世俗事務尊為上帝所要求的個人道德行為的最高形式。這就為以后把資本主義精神對世俗物質財富的追求與天職觀結合在一起打好了基礎。加爾文教“預定論”的意思是:一個人在死后能否得到解脫，上帝在他出生前便已確定，因此，教徒不能依靠教會得救，而靠內心保持純潔的情操，過勤儉節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職業，現實自我確證，才最終會使靈魂得救。這種新教倫理使新教徒在事業和職業上比天主教徒更富有進取性，能在工商企業活動中以更主動的精神去獲取財富。韋伯認為，新教徒們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將希望寄托于在世俗生活中是否被上帝蒙召和人選，而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就是以取代傳統的聽天由命和消極等待，用一種積極的世俗創造活動去爭取自己獲救的機會，去追求世俗職業上的物質成就。當“天職觀”轉化為經濟沖動，塵世的成就被視為天職，視為上帝恩寵的信號的時候，勤奮地勞動則不僅在道德上是正當的、而且是應該的。 在傳統社會中追求世俗職業并從中盈利致富的愿望，都被蔑視或被看作是大逆不道。這是包括儒家倫理在內的一切傳統主義的特征，也是傳統社會和傳統觀念必然衰弱的一個原因。韋伯認為，中國在經濟上雖然也擁有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但儒家倫理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在韋伯看來、儒教倫理與現存世界的緊張性降低到最低點，視現存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儒教倫理對待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消極的，墨守成規，把人際關系嵌人氏族、家族模式中，個人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功能性的職務—企業之中。更為本質的是，儒教徒在適應世界和自我完成中，它木身就是日的，只是適應世界。儒家倫理的核心排斥人們在經濟上追求獲利，在職業生活巾來證明自我，因此儒教倫理決定了中國的經濟無法發展為資本主義。沒有改造過的西方天主教雖然已經蘊含有資本主義精神，但也不能成為激發人們去創造財富的熱情。 由此，只有加爾文教，特別是經過路德改造過的基督新教倫理，才真正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所需的精神。新教倫理中的夭職觀和預定論孕育了資本主義的這些精神，天職觀和預定論驅使教徒只能通過以世俗職業上的物質成就—財富，來確定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并以此佐證上帝的存在，以此確定人們是否能成為上帝的選民。在韋伯看來，不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決定了資本主義觀念，而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導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這就是近代資木主義為什么只能在西方興起而不會在東方，尤其不在中國產生的根木原因。 的確，近代資本主義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東方?這個問題的提出和探討耐人尋味。對韋伯的觀點，在現代西方學者中.有的是全面肯定，而有的全面反對;還有的學者部分贊同部分存疑。按照蘇國勛的觀點.韋伯以其精神面貌把西歐理性主義危機人格化了。另外有學者認為.韋伯的經濟倫理“理想類型”存在嚴重的價值取向。行文至此，我們重新回到本文開始韋伯的思想淵源。韋伯的思想是否如其思想來源一樣陷人了理性的困境?要對這樣一位學者的學說進行評價是很不容易的，對于這一問題我們暫且存疑，這正是下一步深人思考和探討的難點。 總而言之，韋伯從分析近代資本主義起源的宗教社會學視角所形成的理論框架，有著豐富的理論價值和內涵，在我國當前進行現代化建設正處在經濟轉軌、社會結構全面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應該從中避免些什么，吸取些什么，很值得去進行深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