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了這一點有利于更好地運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有針對性的進行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這一點尤其值得亞洲、非洲等非歐民族的民族音樂學學者注意。因為，這些國家的民族音樂學研究屬于引進學科，與西方接軌時不免要遇到視角立場的變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沖擊，如，西方把對非本土音樂的研究都歸為民族音樂學類，而在非西方國家則不能這樣做，中國的歐洲音樂史研究學者肯定不同意將自己的研究對象劃歸民族音樂學研究范疇，而且也不適合這樣做。還有，這些國家有著悠久的音樂歷史，但是大多記譜法不發達，成為表現于文字的啞音樂史，而這些啞音樂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譜，使其包含的領域與西方的音樂史很不相同——不是音樂家、作品的歷史，對于它的研究與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這個領域時，這些國家的民族音樂學工作者們不應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樂學學者對西方音樂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記譜法的普及運用較早、較成熟，大部分藝術音樂史上的作品都可以還原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傳，符合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對象條件，只要從民族學的新角度，運用民族學的新方法進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歷史學研究的結果，如對貝多芬的民族音樂學研究。但很難想象中國民族音樂學者對萬寶常、李延年的研究會達到如此效果。民族音樂學家眼里西方的音樂文化無非是有樂譜記錄的音樂文化和無樂譜記錄的音樂文化——被歸為口傳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適合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認為民族音樂學就是研究一切音樂文化的論調也不足為奇。但是很多象中國一樣具有豐富的啞音樂文化的國家的學者，要對這一論調有清醒的認識，在對本國音樂文化進行研究時應更好地認識民族音樂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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