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民族兒童文學創作中的發展與突破
張錦貽
長篇小說中,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鬼狗》,延續了他的創作風格。小說寫一只名字叫“鬼”,卻一身純白像傳說中的雪狼似的巨猛獒犬:前半部著力地描述鬼狗的野性、蠻性,也由此寫到拜金主義潮流中人性的扭曲與泯滅;后半部則有意地寫鬼狗在內蒙古大草原上遇到蒙古族小男孩阿爾斯楞的種種情景,用詩性的語言抒寫阿爾斯楞對鬼狗的關切與深愛,深情地描繪鬼狗對阿爾斯楞的溫情與順從。那段寫阿爾斯楞與鬼狗在草原上互相追逐游戲的場面,激烈而歡快,緊張而舒緩,不僅使作品具有了象征的、哲理的意義,更使阿爾斯楞身上的蒙古民族心理素質表現得淋漓盡致。阿爾斯楞,雖然是在小說后半部才出現,卻是作家鐘愛的草原少年形象,作家的獨到在于他剔除了當代社會中功利對人的壓折,將這一少年形象置于空茫的天地之間,從而把一個普通的蒙古族少年形象提升到形而上高度,使其具有了象征的、哲理的意義。 童詩和童話是民族民間兒童文學中最興盛的兩個門類,但在一段時間里民族作家們卻很少涉及。2007年,這方面的創作竟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第一,瑤族詩人唐德亮的童話詩《羊,或者狼》被評為《兒童文學》月刊“10首魅力詩歌”之一,唐德亮獲“全國十大魅力詩人”稱號。當年,他的童話詩《天堂動物后悔座談會》、《太陽是一枚金蛋》、《長不高的樹》,以及描寫兒童生活和心情的童詩《童年的夢》(三首)、《童韻》(二首)等又連續發表在廣東及其他省的報刊上。第二,滿族作家佟希仁的五首兒歌《蝴蝶落》、《海浪花》、《嚇一跳》、《小雪花》、《小狗喝酒》被收入由農村讀物出版社出版的《快樂健康兒歌叢書》。第三,滿族作家肇夕的童話集《繞樹一小圈兒》、佟希仁的幼兒童話集《彩彩坐云端》相繼出版。應該說,這是民族兒童文學繁榮發展的好兆頭。 唐德亮的《羊,或者狼》,8小節,106行,排比的句式,鏗鏘的節律,包含著豐富的幻想、精密的布局,折射著錯綜的現實、復雜的生活。雖然,詩中隱匿的意思、意味,不同民族、不同年齡段的讀者會有不完全相同的領會和領悟,但,羊與狼這樣的傳統童話題材和巧妙的現代手法,瑯瑯上口的語言和曲折有致的情節,卻使作品具有了最適應兒童審美心理的趣味性與啟發性,并且使民族地域的色彩很自然地消融其中。那首《天堂動物后悔座談會》,更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幽默感,又隱隱地透露著生長在山林鄉野的民族兒童所特有的生態保護的緊迫感。詩雖小,串連成一組,獨具韻味。 滿族作家佟希仁為幼兒創作的兒歌、童話都漫溢著情和趣,又都深藏著愛和美。他的作品既自然地展現東北大地的景色,又真切地透露著滿族人喜勤快壓懶惰、重誠信斥虛偽的情操。另一位滿族女作家肇夕,把童話寫得空靈飄逸,讀完那本《繞樹一小圈兒》里的一個個童話,感覺這些童話境界里的奧秘都似乎只可意會不可言說,但,讀完每一段又都會有一個畫面在你眼前定格。肇夕的高明之處,在于這些畫面的延續、連接中,使童話的情節或延伸或跳躍,充滿著幻想的超性和幽默感。比如,寫一粒外出執行任務而迷路的油菜籽,先是遇到了風雪交加的特冷的冬天,繼而爬到了一個打更人的窗子外頭,正遇上打更人曬種子的日子,接著,得到了螞蟻王國的幫助,爬到了窗臺上,由于北方的大部分種子沒有見過油菜,驚動了筐籮里所有的種子,更夫最后把這粒他不認得的小小油菜籽種在窗臺下的空地上,從此,北方也開了油菜花(《油菜籽歷險記》)。故事場景雖令人稱奇,作家卻寫得隨意自如、熱情洋溢、天真爛漫的童情洇透了每一個畫面,生命的意趣、生活的意味、生存的意義,俱在其中;而且清新的地域氣息撲面而來,不鄙棄細微、不忽視細小的民族文化中的傳統意識在現代童話的詮釋中更加光大。 另一篇《呱呱呱》,直接描述住在一個滿族皇帝宮殿里的烏鴉公主的生活。作家說她“是一只黑色的小鳥”,卻“有點兒像個小男生”。她不循規蹈矩,倒愛胡思亂想,愛跟小宮女搭話兒,愛撿拾掉在地上的谷粒、;當父皇和母后都已故去,其他的公主都已老去,她竟把以前從宮女、大臣那里聽來的故事寫成了一本烏鴉公主日記,又編成一本烏鴉公主地圖集。肇夕這種似傳統非傳統、似現代非現代的童話方式不僅令人感到新鮮、新穎,產生一種藝術上的陌生感,而更主要的是從中看到她對于民族民間文化的借鑒和汲取。當然,她并不拘限于本民族,也廣泛涉及西方不同民族的民間文化,這一點,從《狐貍鎮》、《粉臉獅子》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來。而《呱呱呱》的中心內容應該主要顯現在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審視和批判,其間也糅進了對當下一些社會現象的體察和思考。肇夕的童話創作進一步揭示出兒童文學民族性的豐富和發展:今天,在這個全球化了的時代里,少數民族作家、詩人的真實文化背景已經較過去開闊廣泛得多,而不再僅僅是自我民族的;民族兒童文學創作也不再僅僅關注民族特色的外部特征,而把作家自己的思想、藝術深入到本民族文化根系中。
此外,也有作家嘗試著寫童話式小說。如傣族黃國平的《貓、狗、人》,其幻想與現實交織,詩情與哲理交融;寫貓的清高、狗的諂媚,寫小孩的善良、大人的自私;有點傳奇的色彩,有著生動的意蘊;引發讀者豐富的聯想和想象。而作家運用的展示人、貓心理獨白的藝術手段,也在借鑒中有所創新。 也有的民族作家的詩歌不是有意為兒童寫的,卻很適合兒童誦讀。如回族沈沉的《劉胡蘭》,滿族高若虹的《風中的草》,瑤族李祥紅的《瑤家吊腳樓》,維吾爾族阿布利孜·奧斯曼的《童年的夢》等。 民族作家為兒童寫的散文很少。但,很少的幾篇卻都有著民族兒童獨特的視界,有著他們稚真的情思。如哈尼族陳強的《背柴》,寫11歲的“我”與8歲的弟弟放學以后去柴山,趕在太陽落山前急急忙忙地砍柴,又在山風的嗚嗚嚎叫中,在新月的幽幽光照下忙忙慌慌地回家。一路上,弟弟背不動了,“我”就把弟弟背上的柴禾抽出幾根放到自己背著的柴禾里;弟弟害怕了,他就讓弟弟走前,自己走后,又把弟弟的柴禾抽幾根放進自己的柴捆。文字很簡潔,內容也單純,卻寫出了那一年代哈尼人生活的艱難、哈尼兒童童年的苦澀。作家所描寫的山村的閉塞、山路的荒涼,又呈現出那一民族地區的自然環境,散發出那里所特有的生活氣息,從而形成一種難忘的情感氛圍。另一篇《萍姐》,寫兒時在村里的小伙伴萍姐怎樣領大家做游戲唱兒歌,到鄰村看電影,又怎樣在風雨中用自己瘦弱的身軀保護她的弟弟和“我”,也令人感受到童情的稚真和珍貴。這樣的作品,篇幅雖小,終因其情感真忱,個性凸現,貼近心靈,而有一種撼人心弦的力量。 有的民族作家總是滿懷深情地敘述童年記憶,如滿族的西風。他的《走近村莊》寫10來歲時上碾房推碾磨面,讀初中后到水井邊擔水,在搖籃旁看護弟妹,以及小時候穿著母親手工紡成、縫制的衣服,戴著紅肚兜兒的情景,讓當下的民族兒童了解本民族往昔的生活風習,讓往昔的歲月被心靈的燭光照亮。另一位滿族作者高維生的《冬天的記憶》,也是寫印在心靈中的童年生活,但作者是以童年的口吻來敘述的,更富兒童情趣,更有童稚情味,精妙的文字中更具一種民族、地域文化的氣韻。這類作品還有哈薩克族阿吾力汗·哈里的《燕子到我家做了窩》,蒙古族蕭童的《黃瓜架下的溫馨》等。可以說,這些作品連成了以往歲月中各民族兒童生活的畫卷,是由各民族兒童的童年構成的形象的歷史。 也有的民族作家注意引導兒童認識民族歷史進程中的杰出人物。如彝族作家張昆華的《聶耳絕唱》,從坐落在昆明市甬道街的聶耳故居,寫出聶耳的音樂創作、革命人生,寫到聶耳的墓地和他的永垂不朽。聶耳的母親是傣族,母親從家鄉寄給在日本的聶耳的緬桂花,一直保存在聶耳生前最心愛的那把小提琴的琴盒里,雖干枯卻芳香。我們從中能讀出聶耳的民族情懷、故鄉情結,作家的敬仰之睛、緬懷之睛。 散文崇尚真情,與民族兒童最是心靈相通。兒童文學民族性在民族兒童散文中體現得真切而具體。 從2007年少數民族兒童文學創作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小說還是童詩、童話、散文,都自然地顯現出兒童文學民族性的豐富和美麗,而兒童文學民族性又自然地與當代性、兒童性相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