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辛普森之見，后現代是文學性高奏凱歌的別名。卡勒也指出現在是"察看后現代狀況是否真是從文學操作中推知的東西的時候了"。[13]遺憾的是，對理解后現代如此重要的"文學性"和"文學操作"正是當前"文學研究"的盲點。 "文學性"曾經被俄國形式主義確立為文學研究的特殊對象，但在俄國形式主義那里，"文學性"只是一個形式美學概念，它只關涉具有某種特殊審美效果的語言結構和形式技巧，而與社會歷史的生成變異以及精神文化的建構解構無關。這種貧乏且具有遮蔽性的文學性概念不僅短命，而且也限制和耽誤了人們對文學性之豐富內涵的發掘和領悟。此外，傳統社會的支配性文化，比如哲學與宗教都掩蓋自身的文學性和社會歷史的文學性，將文學性作為有害之物予以排斥，這也導致了文學性意義的隱匿和文學性問題的擱置。 后現代理論批判對文學性之社會歷史之維和思想文化之維的揭示，以及后現代現象中文學性的極端表現，使我們開始意識到文學性問題之重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不深入思考和展開文學性問題，就不可能深入揭示社會歷史和精神文化的真實運作，尤其不能"察看后現代狀況"。就此而言，"文學性"問題絕不單是形式美學的問題，它也是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哲學、神學和文化學問題，或者說它是后現代社會中最為基本和普遍的問題之一。后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只有擴展到這一度，才能找到最有意義和最值得研究的對象。 將多維度的"文學性"作為后現代文學研究的對象，并不意味著將文學研究的對象無邊擴大，而是要在廣闊的存在領域考察文學性的不同表現、功能與意義，它專注的是"文學性"問題。比如對消費社會中"商品存在"的研究，當你關注其符號性時你在對它作符號學的研究，當你關注商品符號的社會建構性時你在作社會學研究，當你力圖揭示被掩蓋在商品符號運作中的權力關系時你在作政治學的研究，而當你的目的是說明商品符號話語生產與接受中的文學性時你從事的就是文學研究。換句話說，文學性參與了消費社會的"商品存在"，因此，離開了對它的文學性研究，商品存在的奧秘就仍然晦暗不明。 由于文學性在后現代的公然招搖和對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滲透與支配，又由于作為門類藝術的文學的邊緣化，后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點當然應該轉向跨學科門類的文學性研究。不過，研究重點的轉向并不意味著不再研究作為門類藝術的文學，而是要轉換研究它的歷史性前提和語境，即要注意它在后現代條件下的邊緣化。更重要的是，文學的邊緣化并不是它注定的命運，而是它在特定歷史時期的處境，換言之，文學的貶值只是一種時代判決，而時代判決往往出錯。因此，質疑這種判決和重新發掘邊緣化文學的價值也是后現代文學研究的任務。 從某種意義上看，當前文學研究的危機乃"研究對象"的危機。后現代轉折從根本上改變了總體文學的狀況，它將"文學"置于邊緣又將"文學性"置于中心，面對這一巨變，傳統的文學研究如果不調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對象，必將茫然無措，坐以待斃。概言之，重建文學研究的對象要完成兩個重心的轉向：1、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學性"研究，在此要注意區分作為形式主義研究對象的文學性和撒播并滲透在后現代生存之方方面面的文學性，后者才是后現代文學研究的重心；2、從脫離后現代處境的文學研究轉向后現代處境中的文學研究，尤其是對邊緣化的文學之不可替代性的研究。為區別于"逃離文學"的轉向，我稱上述兩個重心的轉向是文學研究內部的轉向，因為它并不轉向非文學的領域而是轉向后現代條件下的文學與文學性本身。 由于后現代文學終結和文學性統治的雙重性，以統治的文學性和終結的文學為研究對象的"文學研究"必將獲得新的時代內容且任重而道遠。

注釋： [1] [13]J·卡勒（Jonathan Culler）：《理論的文學性成分》， "The literary of Theory"，見《理論留下了什么》（in What’s Left of Theory），J·巴特勒等編（ed. Judith Butler， John Guillory and Kendall Thoma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0，p289，p290。 [2] [3] [5] [6] [9] 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 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頁，第67頁，第12頁，第227-228頁，第135頁。 [4]M·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 [7] [8]伯格：《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姚媛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3頁，第123頁。 [10]瓦斯拉夫·哈維爾：《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眾傳播與人類前途》，見《思想評論》網站，"全球化"專欄。 [11] D·克蘭：《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趙國興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頁。 [12]M·德·塞爾托：《日常生活實踐》，轉引自伯格：《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敘事》，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