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當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一個新興學科進行規劃、建設時，曾有歷史學權威對其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表示懷疑。的確，當時所理解的現代文學，一則時間短，從1917年文學革命發難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只有三十余年的歷史，與三千多年的古代文學竟有百倍之差；二則那段歷史剛剛過去，缺少歷史學科所需的時光淘洗。但是，因為現代文學特殊的歷史地位──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文學轉型，承擔了現代精神建構的文化重任，參與并見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所以，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苦努力，如今，現代文學史不僅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當之無愧，而且不斷給整個人文學科提供新鮮的話題。

近年來，現代文學研究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于歷史時段的理解向前后延伸。“20世紀文學”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打通了過去壁壘森嚴的近、現、當代的界限。書名標明20世紀的中國文學通史、文體史、地區文學史著作如雨后春筍。與此相應，許多高等院校中文系的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合為一個教研室。《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開辟“近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欄目，倡導擴大學術視野。2002年10月召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八屆年會，以“四十年代與‘十七年’（1949-1966）文學”為題，探討現當代文學的轉型與發展、差異與聯系。會上揭曉的首屆王瑤學術獎，九項獲獎成果中就有兩項屬于“打通”之作：劉納的專著《嬗變──辛亥革命時期至五四時期的中國文學》，洪子誠的論文《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2003年3月評出的唐青年文學研究獎，獲一等獎的四篇論文中，也有王楓的《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其視野上溯至晚清。現代文學研究不單單是跨越既有畛域，涉足近代與當代，更為可喜的是無論研究哪一時段的文學現象，都表現出貫通的歷史意識。

二是對“現代”指認的范疇有所擴大。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現代文學即等于新文學，而同一時段的舊體詩詞則被排除在外，只有特殊場合，譬如魯迅的《自題小像》才作為崇高人格的例證被引用，而并非作為一種文體予以肯定。通俗小說堪稱難兄難弟，要么視若不見，要么作為舊文學的沉渣泛起而大加撻伐，就連與時俱進、并且擁有廣大讀者的張恨水也未能幸免。其實，新與舊之間的關系，不只有對峙、沖突、阻遏的一面，也有競爭、互滲、互動的另一面。近年來，盡管仍有學者堅持絕對排斥的立場，但將舊體詩詞與通俗小說視為現代文學的組成部分，已經趨于成為現代文學界的共識。有的現代文學史著作開始嘗試將舊體詩詞納入視野，多種文學史著作列出專章，梳理通俗小說與新文學小說交織并行與互滲、互動的歷史關系，闡釋前者或隱或顯的現代性因素。范伯群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更是以豐贍的史料與多重視角描繪出通俗文學全景圖，為整個現代文學的歷史敘述拓展了視野。隨著歷史主義精神的確立，關于保守派的認識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如學衡派，不再單純地視為新文學的對立面，予以全盤否定，而是注意到其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價值，將其看作現代文學建設的共同參與者。整理國故也得到重新評價，被認為是民族文化頑強生命力的內在要求，是文化轉型過程中對外來影響與民族傳統關系的自行調整。

三是文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現代文學發展中外部的文化關聯與內涵的文化因子，經多重文化視角的觀照，得到頗為開闊而深刻的揭示。制度文化方面，有關于三四十年代政治審查制度的研究，也有關于“十七年”審查內在化──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綠皮書”出版前作家對舊作的修改──的研究；傳媒文化方面，有商務印書館、泰東圖書局、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機構與文學關系的研究，也有《申報》及其《自由談》副刊、《大公報》文學副刊、《新青年》、《小說月報》、《現代》、《論語》等報刊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地域文化方面，僅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就包括吳越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巴蜀文化、上海城市文化、東北黑土地文化等與文學關系的研究；教育方面，有清華、西南聯大、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等與文學關系的研究；宗教方面，涉及道教、薩滿教、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等；民族文化視角，有關于老舍與滿族文化、沈從文與苗族、土家族文化等的研究；性別文化，主要是女性主義視角，有對冰心、丁玲、張愛玲等女性作家的解讀，也有對男性作家文學世界中的性別歧視的揭露，其次，還有男性性別視角的研究，體察文學所表現的現代生活中男性的種種困境。

文化研究的成績固然可喜，而且尚有開拓的空間，但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畢竟有其自身的審美本質，因此不能以文化研究沖淡甚至取代審美研究。現在中學語文教學通常把文學作品拆解成一個個知識點，要學生死記硬背，以便應付考試。高等院校的文學教學中，作家生平＋作品主題＋風格特征的陳舊模式仍有相當大的市場。在這種教育模式的制約下，對于意境、聲韻、情調、文筆乃至文本藝術結構整體的審美能力沒有得到應有的培養。難怪在大學生中，有的熱中于網絡為之推波助瀾的快餐文化，迷戀于影視、漫畫、書刊中到處充斥的膚淺的感情游戲，有的則超凡脫俗，唯思想史訴求為尊，亟亟探索文本的微言大義或所謂的歷史規律，而面對色彩斑斕的審美境界卻感覺遲鈍、手足無措。大學生中，不知《紅樓夢》美在哪里、不解魯迅雜文魅力者大有人在。無論是為了維護文學研究的立身之本，還是著眼于提高學生乃至全民的審美能力，現代文學都應該加強審美研究。近年來，文本細讀已見佳績，這將推動審美研究深入展開，使之成為一個持續發展的熱點。 日益高漲的全球化浪潮，給現代文學提出了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怎樣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并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現代文學史上的經驗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反思。現代接受了外國影響，由傳統的雜文學觀變為純文學觀，文學劃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大體裁，其中的散文又設定了種種框架，除此之外，則逐出文學殿堂。這種觀念局限了文學的疆域，連現代文學前驅者魯迅都無法接受，他編雜文集所遵循的文體原則就是同傳統的雜文學觀接軌的。其實，外國對文學的認定也有寬泛與狹窄之別。羅素、丘吉爾就分別以其哲學、歷史學著述獲得1950、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文學分類并非細枝末節問題，文學搞得純而又純，勢必將本來可以縱馬馳騁的廣闊疆域拱手讓出，將本應強化的文學生命力大大削弱，使得人們容易得出文學僅僅屬于文學圈子的誤解，其結果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全社會文學素質普遍下降，想象力、創造力大打折扣，連兒童卡通片都要依賴進口；經濟學文章干干巴巴，“一塊蛋糕”的比喻年深日久，已經快要發了霉；電器說明書枯澀費解，令人望而生畏。

在全球化與民族化沖突與互動的背景下，關于新詩與話劇的得失問題，借助于后殖民理論的視角再次被人們所關注。新詩的成績及其意義不可否認，但為什么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時光積淀，人們能夠背誦下來的新詩仍然寥寥無幾呢？當然，人們能夠隨口吟誦幾首古詩，與古詩積淀的時間更長、民族的記憶更深有關，但詩歌的形制、意象、聲韻與意境等顯然是不應忽略的重要原因。話劇不景氣，人們往往從電視與光盤的沖擊等外部尋找原因。其實，話劇自身也存在著問題。一是與百姓聲息相通的好劇本少，二是在觀眾與話劇之間至今仍未形成觀眾對于傳統戲曲那種依戀、癡迷的關系。中國戲劇傳統是以唱為主的歌舞劇，看戲也稱之為聽戲，哪怕背對著舞臺，只要聽得見委婉曲折或高亢激越的旋律聲韻，也能進入戲劇情境，發生深深的共鳴。而２０世紀初葉引進中國的話劇，截然割斷了這種已有幾千年審美記憶的戲劇傳統，難免遭遇尷尬。話劇確有其長處，但如何從傳統汲取養分，使之取得長足進展，真正在廣大群眾之中生根，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現代文學史上，散文與小說的成績較之新詩與話劇要大得多，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散文與小說在傳統文學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近年來，這種追根溯源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關系的研究將有更加廣闊而深入的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