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研究有側重于理論的探索，有側重于語料的考察。從我國語言研究的總體狀況看，側重于理論探索的人較少，成績平平，側重于語料考察的人較多，成績顯著。就軍事語言研究而言，可以見到的理論探索性或語料考察性的論著屈指可數，既有理論闡發、又有語料剖析的論著也只有劉伶教授主編的《軍事語言學》（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有關軍事語言的研究論文只是散見于刊物，由于數量不多，致使掩埋在其他論文堆中，未能引起語言學界的注意。無論是像《軍事語言學》這樣的發軔之作，還是刊物上出現的以軍事語言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對于以下與軍事語言研究有關的幾個基本問題，似乎未能引起重視，這勢必會影響到軍事語言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的深入。

1. 軍事 / 語言學與軍事語言 / 學 “某某語言學”在語言研究中有漸增之勢，“軍事語言學”不知不覺加入了語言學之林，標志著軍事語言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是，“某某 / 語言學”不等同于“某某語言 / 學”。“軍事語言學”到底是屬于前者還是后者，研究軍事語言的的人似乎都沒有細加區別。屬于“某某 / 語言學”的固然不少，如“歷時語言學”是以比較的方法研究語言的歷史發展，應理解為“歷時 / 語言學”；又如“心理語言學”是心理學和語言學的交叉學科，應理解為“心理 / 語言學”（前期也有叫“語言心理學”的）。但是，屬于“某某語言 / 學”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語言學”和“漢語語言學”，因為前者是研究“生活語言”，后者是研究“漢語言”。“軍事語言學”既不是以軍事的方法研究軍事語言，也不是軍事學和語言學的交叉學科，而是把“軍事語言”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顯然應理解為“軍事語言 / 學”。有人既認為“軍事語言學是社會語言學與軍事學結合的產物”，又認為軍事語言學“不是從軍事學的角度去研究軍事社群的語言”。我們認為，后一論斷是正確的，前一論斷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把“軍事語言學”理解為“軍事 / 語言學”了。

至于“軍事語言學”中的“學”，那才是“語言學”的意思，也就是說，這里的“學”是“語言學”之略，“軍事語言學”就是“軍事語言語言學”（“生活語言學”、“漢語言學”當然也就是“生活語言語言學”、“漢語言語言學”）。能否把其中的“軍事”理解為“軍事語言”之略呢？不能。因為向心結構在語義上是以核心（“語言”）為體，體若不存，“毛”將焉附？

2. 軍事語言和兩個相關概念 要弄清什麼是“軍事語言”，先得弄清“言語共同體”（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語言變體”（language variant/ variety）兩個概念。從語言交際人的角度研究語言，可以發現交際人的社會特征對選擇語言項目即語項（language item， 大至某個語言，小至某個語言成分）有影響。由居住地這一社會特征劃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別、年齡、職業、階層等社會特征劃出的人群通常叫類群，這樣，我們就可以具體地說，交際人的社群或類群社會特征對選擇語言項目有影響。反過來說，共同選擇某一套語言項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類群。如果再用一個語言學術語概括語言的社群和類群，那就是“言語共同體”（也有譯為“言語[語言]集團[社團、社群]”的）。英國語言學家R.A.赫德森在《社會語言學》（丁信善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一書里羅列了約翰。萊昂斯，查爾斯。霍基特，倫納德。布龍菲爾德，約翰。岡佩茲，威廉。拉波夫等語言學家對“言語共同體”所下的定義，盡管這些定義在陳述角度上不盡相同，但都是根據言語劃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據人群劃出的言語。約翰。岡佩茲的下面一段話十分明確得表達了這層意思：“大多數持久的集團，不論是小到面對面交往的伙伴，還是大到尚可為地區的現代國家，或是同業協會，地段團伙，只要表現出值得研究的語言特色，均可視為言語共同體。”對于什麼是“言語共同體”，有一種解釋是這樣說的：“軍事語言是軍事社群的言語社群”。按“言語共同體”的本來意義來理解這句話，于是就成了“軍事語言是軍事社群的言語社群”。如果不按言語共同體本來意義來理解“言語共同體”，就會造成術語在邏輯上的混亂。從術語內部結構上分析致亂原因，顯然是把術語的偏正結構（言語的共同體）當作了同位結構（言語這個共同體）去理解了。

何種言語共同體選擇何種語言項目就呈現出一定的社會分布，言語共同體實質上是由呈現出一定的社會分布的一套語言項目即語言變體來劃分的。赫德森把語言變體定義為“社會分布相似的一套語項”，認為“英語、法語、倫敦英語、足球評論英語、亞馬孫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員所使用的語言、某人使用的語言”都可以稱為語言變體。這些語言變體的實例大都和交際人的社會特征有關，不是屬于社群變體就是屬于類群變體，只有足球評論英語是和交際人對語言的使用有關，是屬于功能變體。軍人是屬于職業范疇，職業是屬于類群范疇，因此，軍事言語共同體主要是根據類群變體劃分出來的。有人認為軍事言語共同體“是民族共同語的變異”，即社群變體的變體，這意味著軍事言語共同體主要是根據社群變體劃分出來的。社群變體和類群變體可以相互從屬，由于誰從屬于誰涉及到以誰為主的問題，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從屬于乙說成乙從屬于甲。我國軍事語言的實際情形也表明，是社群變體從屬于類群變體，而不是相反。對于社群變體，我國語言政策是推廣標準變體，但不排斥地域變體和過渡變體。把我國軍事語言說成民族共同語即標準變體的變異，會給人以錯覺，似乎我國軍事言語共同體里只有標準變體，沒有地域變體和過渡變體。

弄清了什麼是“言語共同體”和“語言變體”，我們就可以給“軍事語言”下如下的定義：軍事語言是軍事言語共同體所使用的語言類群變體。

3. 軍事語言變體和語域 軍事語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從而形成軍事語言變體。講語言變體不能不講語域，講軍事語言變體當然也要講語域。語域是“根據不同用途而區分的變體”，正好與方言相對照，后者是“根據不同使用者而區分的變體”。語域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多維性，即具有反映交際行為系統的多維矩陣形式。語言學家們提出了不只一種語域多維模型，被廣泛使用的是英國語言學家M.A.K.韓禮德的三維模型。這個模型由場（交際的目的和話題）、式（交際的手段）、體（交際參與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也就是說，語域這種語言變體可以進行場、式、體三維立體分析。有人把語域看成是“軍事詞語變體的又一個重要的條件或因素”，意思是語域本身不是變體，而是變體的條件或因素，只與詞語有關，和話語無關。這種認識會導致把語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場合、交際方式幾個方面，從而把交際雙方、上下文等因素從語域中剔除了。這也可以算是一種語域多維模型，雖然話題（屬于場）、角色（屬于體）都被剔除了。分析實例時，根據需要，可以對語域進行一維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論上如果出現語域只能進行一維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會給讀者造成錯覺，似乎語域真的只能進行一維平面分析，其實，所有的語域實例都可以進行多維立體分析。

語域和語境是什麼關系，直接影響到對語域的理解。如果語域從屬語境，語域就失去了語言變體的資格，因為語域不是語言變體，只是影響選擇語言變體的條件或因素。如果語域不從屬語境，語域就有資格成為語言變體。語境有廣狹兩義，狹義語境只指上下文（內部語境、小語境），廣義語境還包括說話環境或背景（外部語境、大語境）。但在社會語言學里，語域和語境有明確分工：語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語域視為一種變體，把語境視為對語言變項產生影響的一種因素，在他看來，語域和語境之間并無從屬關系。

語域的一維是交際方式，交際方式主要指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兩大方式，有一種分類法把體態“語言”也看成是口頭語言、書面語言、體態語言三級獨立交際方式的一級，其實，體態“語言”只是和有聲語言并列，是不能和口頭語言、書面語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的。研究軍事語言的口頭語和書面語，既可以用傳統語言學的表達理論，也可以用社會語言學的變體理論。用什麼理論去講，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這兩種理論都能講出自己的特點，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樣講語言使用，語言表達論是著眼于語言的內部特征，語言變體論是著眼于語言的社會分布，就像同樣是講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著眼于口頭和書面，講的就是交際方式，著眼于語言，講的就是語言變體。

4. 軍事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 陳原教授介紹說，社會語言學不當至今“沒有一致公認的界說”，而且其“研究對象或范圍至今還沒有一個一致公認的界說”，因而社會語言學大有“發展活動的余地”。用這些話來說明“軍事語言學”的現狀，也恰如其分。有人認為軍事語言學是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分支，而且嘗試在論著中從基本構架直到基本觀點、基本術語都向社會語言學靠攏。如果有一本論著能首尾一貫地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去研究軍事語言，那不但是對軍事語言研究的一大貢獻，而且也是對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大貢獻。可惜目前做不到，因為編著一本純粹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加以研究的軍事語言學論著似乎條件還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軍事語言現象還沒有用結構描寫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結構描寫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沒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難有所作為。當務之急還是做好軍事語言現象的結構描寫，這也就是本書研究工作的定位，雖然本書也不排斥用結構描寫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軍事語言現象。

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把軍事語言學看成是一種社會方言，主張用社會方言學的理論去分析它。這樣一來，軍事語言學不是直接和社會語言學掛鉤，而是直接和社會方言學掛鉤。這種從社會語言學——社會方言學——軍事語言學分級模式去看待軍事語言學的觀點似乎更為合理，因為在社會方言學里各種語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現身手的機會。

5.軍事語言學和軍事語言學的分支 迄今為止，軍事語言研究只限于軍事用語，很少涉及政工用語。就我國軍事語言來說，軍事用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政工用語。不研究政工用語，軍事用語的社會性就得不到完整的反映，軍事語言的理論與實踐從而也就大打折扣。政工用語研究真正是屬于空白，以至目前的軍事語言研究論著里里根本就沒有“政工用語”這一提法。政工用語是一種客觀存在，政治工作的普遍性決定了政工用語的普遍性，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決定了政工用語的重要性。如果我們把軍事用語學視為軍事語言學的一個分支，那么，政工用語學就是軍事語言學的另一個分支。政工用語學有和軍事用語學相平行的內容，如定義、性質、特點、作用、構成、演變等，也有自己的一些獨特的內容，如政工用語和軍事用語的關系，部隊政工用語和地方政工用語的關系。

6.零散/語料研究和系統/理論研究 軍事語言研究（包括軍事用語研究和政工用語研究），是先搞零散研究、語料研究，還是先搞系統研究、理論研究？從語言研究（包括軍事語言研究）已走過的路程來看，先零散后系統，先語料后理論，比較容易見效果。簡言之，先零散，集腋成裘即為系統，先語料，水到渠成即為理論。有些內容在軍事語言研究論著里付之闕如，就是零散研究、語料研究太少造成的。例如，關于軍事語言產生的途徑，有的論著就明確申明有待今后進一步研究。另一方面，零散研究、語料研究較多的那些內容，如軍語、稱謂詞、體態語，有的論著不但講得充實，甚至有些章節里出現了重復講述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