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時代的漢語自覺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進程的持續加劇不僅體現在政治經濟領域，還體現在與我們的精神/生存密切相關的文化/語言層面。全球政治，不僅發生于民族國家之間，還發生于不同的經濟集團、文化類型和語種之間。所以說，全球政治，還是一種文化的政治、語言的政治。但是，在全球性的語言政治圖景中，擁有著全世界最多使用者的漢語，卻處于相當明顯的弱勢地位。面對這樣的弱勢處境，作為漢語最為重要的實踐者，中國作家產生了相當突出的語言焦慮。不過，完全不同于20世紀之初的中國作家面對世界所產生的語言自卑的是， 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語言焦慮，卻是對母語的敬惜與衛護，是一種在全球性的語言政治格局之中建立“漢語主體性”的語言自信以及與此相應的豐富思考和歷史承擔。 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中建立“漢語主體性”的語言自覺，在李銳那里表現得最為突出。他曾明確指出：“在這個所謂‘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這些后來者，要用自己的杰出作品建立起現代漢語的主體性，要用自己充滿獨創性的創作建立起現代漢語的自信心。這是每個漢語寫作者無法推脫的歷史責任”。 在世界文學的總體格局之中，漢語文學應該發出自己的“獨特聲音”。 在賈平凹那里，“漢語主體性”的訴求則以其所欲建立的“新漢語文學”作為表征。他認為：“二十世紀末，或許二十一世紀初，形式的探索仍可能是很流行的事，我的看法這種探索應建立于新漢語文學的基礎上”，漢語文學應有其“獨特于西方的思維”。的“民族性”。 在語言/民族的意義上來思考“新漢語文學”或“漢語主體性”，在韓少功那里亦有體現，只是他更加強調世界背景中漢語作為母語、作為我們的先民所留給我們的語言遺產對于形成我們民族認同的重要意義。 “晚生代作家”邱華棟也認為，現代世界的文學發展自拉伯雷以來在先后經歷了文學的“歐洲方式”和“美洲方式”之后，即將到來的，必然是文學的“亞洲方式”，因此，“作為（東亞）這塊大陸上用漢語寫作的作家”，他不僅“感到了驕傲”，更是深感自己的“任重道遠”。 而詩人于堅對于其所認為的“漢語詩人應該在西方獲得語言資源”這一主張的貶斥，以及對“在詩歌中，中國人、印地安人、老撾人、澳洲土著與英語世界的智慧并沒有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發達或不發達的高下之分，不存在所謂‘接軌’的問題”的強調， 則正是“漢語主體性”的突出體現。 如果說，在全球性的語言政治格局中，“漢語主體性”的提出是對其弱勢處境的自覺超越的話，那么，在漢語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以及當下中國的漢語現實這兩個維度上，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語言自覺，顯然又包含著對于漢語自身問題的超越，這種超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對漢語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所隱含著的“歷史問題”的超越。 對于白話文運動以來漢語現代性的歷史進程，90年代以來的很多作家與詩人均都做過不同的反思。這些反思所清理出來的“問題”雖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是在各自所清理出來的“問題”的基礎上相應地提出了自己的語言主張，這些主張，無疑也在很大程度上，貫徹于他們具體的語言實踐。 李銳認為，“自白話文運動以來到現在，漢語一直極度缺乏主體性”，因此，明確提出“漢語主體性”問題，無疑也出于他對漢語現代性的歷史認知。 而韓少功卻認為，白話文運動作為一種語言革命在完成其最初的反專制任務而在后來“廣為普及一統天下的時候”，反而“在勝利中自我消解”，形成了新的語言專制。 而他的《馬橋辭典》正是以方言反抗普通話的具體實踐。詩人于堅在把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詩歌寫作區分為“普通話寫作”和“受到方言影響的口語寫作”兩大向度之后 ，在對前者予以貶斥的基礎上，明確主張以后者來“重建漢語自從1840年以來幾近喪失的尊嚴，使現代漢語重新獲得漢語在歷史上，在唐詩和宋詞曾有過的那種光榮”。 而詩人陳東東對于現代漢語的歷史“回顧”在切實清理現代以來漢語內部的語言政治——即現代漢語的發生對于古代漢語的斷裂以及現代漢語內部的口語、方言、翻譯語體間的復雜關系——之后，對于現代漢語的未來表示了充分的自信，認為“這種語言有一個朝著未來的方向，并且被賦予了在朝著未來的進程中言說中國的現代化、創建中國的現代性傳統的使命和責任”。 這種在歷史重省的基礎上對于現代漢語“朝著未來”的確認顯然又與詩人桑克的觀點取得了一致。后者認為：“二十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使古典漢語時代終結，開辟了現代漢語時代”，“不到百年的現代漢語發展中預示了現代漢語發展的巨大潛力”，現代漢語是一種“未完成”的語言。 這些作家與詩人在“回顧現代漢語”的時候所曾揭示的漢語“歷史問題”，無論是李銳所指出的“漢語主體性”的“極度缺乏”，還是韓少功指出的普通話專制；無論是于堅指出的普通話所造成的“漢語自從1840年以來幾近喪失的尊嚴”，還是陳東東和桑克所認為的現代漢語的“未完成性”，無疑都是他們極為重要的語言焦慮，從而也構成了他們所要超越的語言“問題”； 另一方面，是對漢語“現實問題”的認識與超越。 對于當下中國的語言現實，李銳有著這樣的看法：“所謂的國語，所謂我們現在所接受的這個書面語，它已經成為一種等級化的語言，普通話已經成為這個國度里最高等的語言，而我們各省的方言都是低等的，而且在書面語里頭歐化的翻譯腔的語言被認為是新的，最新潮的、最先鋒的” ，而且，由于現代漢語中有著“無處不在的語言蒙蔽”和語言“垃圾”，在“語言也被市場一體化的今天，現代漢語的粗鄙化已經到處泛濫成災”，所以，他才以《無風之樹》和《萬里無云》中的“口語傾訴”來反抗既存的語言等級，并且“沖破那些無聲無息卻又無處不在的語言蒙蔽”，以“清除現代漢語當中的垃圾”。 這種對現代漢語充滿“垃圾”的指認與清理，在“晚生代”作家李洱和“女性主義”作家林白那里也有相當突出的體現。李洱認為：“現代漢語受過嚴重的污染，我們的各種經驗使得詞語蒙上了許多污垢，這使得我們的表達往往是非真實的表達，也就是說，在我們所表達的各種經驗中，有許多虛假的經驗”，所以，他要通過自己的語言實踐完成“對一個詞，一個基本的詞象的清理”，并以“拯救每一個詞”作為自己的語言責任。 而在林白那里，她所面對的語言現實卻是“一大片陳舊的語言”，在這種語言中，“摧肝折膽，碰到的并不是我們的肝膽，連皮膚都碰不到，它被許多漠然的嘴說出，早已嚴重磨損”，所以，她才力圖“通過感官發現語詞”，以其女性主義的語言實踐超越既有的語言現實。 實際上，林白認為漢語現實的“陳舊”一方面類似于李銳等人所說的“語言垃圾”，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漢語現實存在著亟待打破的“陳規”，這一認識，在韓少功、張煒和余華那里表現得相當明確。韓少功認為：“語言大體上依靠形式邏輯來規范和運作，但語言蘊藏著生活的激流，永遠具有形式邏輯所沒有的豐富性和能動性”，“判定某種語言現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啟示，而不是任何現實的陳規”，在具體的語言實踐和語言現象面前，“固守某種語言定法”，無疑是對人們“生活智慧”的一種“漠視”，所以，為了有益于“語言的生命”，作家的語言實踐便是要打破語言陳規以“釋放語言的文化潛能”。 余華也認為：“為了表達真實，語言只能沖破常識，尋求一種能夠同時呈現多種可能，同時呈現幾個層面，并且在語法上能夠并置、錯位、顛倒，不受語法固有序列束縛的表達方式”。 很顯然，漢語現實中的等級制度、“粗鄙化”的“語言垃圾”以及僵死“陳舊”的語言陳規，均都構成了中國作家亟待超越的“現實問題”。正是在對漢語現代性的歷史與現實問題深入反省的基礎上，9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才以相當充分的語言自覺展開了自己的語言實踐，從而也促使了中國文學的語言變革。

二 語言資源問題（1）：對于民間語言的吸納

語言資源問題一直是漢語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語言變革必然會對此有所涉及。從語言資源的角度來看，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語言探求出現了新的變化，恰好構成兩極的民間語言資源和西方語言資源得到了不同作家與詩人的高度重視，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觀了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文體面貌。 “民間寫作”，是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文學潮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于“民間寫作”的研究所關注的，大多都是民間生活世界、民間文化精神與民間文化立場問題，而對與此密切相關并且相當重要的民間語言問題往往缺乏集中與深入的研究。實際上，“在無限廣闊的民間世界里學習語言”， 并對民間語言進行自覺廣泛的吸納與創造性運用，正是90年代以來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文學現象，理應得到應有的重視。莫言曾經說過：“所謂的‘民間寫作’，就要求你丟掉你的知識分子立場，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維來思維。否則，你寫出來的民間就是粉刷過的民間，就是偽民間”。 鑒于思維和語言的同一性關系，莫言強調“老百姓的思維”，實際上就是要求以民間語言呈現出真正的民間，那些以“知識分子立場”和 “非民間的語言”（即“非老百姓的思維”）所“粉刷”過的民間，并不是真正的民間。相應于其理論主張，莫言的小說《檀香刑》實際上就是對民間語言的一次相當成功的具體實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對于民間語言的吸納，首先表現在對民間語言中積淀著的傳統語言形態即“文言”與“舊白話”的吸納，這以賈平凹的語言實踐表現得最為突出。賈平凹的大量作品經常運用文言文的基本詞句和舊白話小說的敘事語言。如《高老莊》中“坐坐無聊，各自進屋睡去”、“黑暗里并不看清西夏，卻在說”、“喜得眾婆娘說”、“眾人嘻嘻哈哈扶著去”和“子路聽了，沒有言傳”這樣的句子，以及“就??????了”、“事畢，??????”、“眾人聽了，??????”、“那女子并不??????”和“一時無語”等文言文和舊白話小說的敘事套語。 但是，賈平凹對文言文和舊白話小說語言的吸納，最主要的，并不是來自傳統文學的直接影響，他在談及此點時，更加強調民間語言的重要作用。他曾說：“有人說我的語言是古漢語，不是那么回事。我對陜西的民間語言有意識地挖掘研究過”， “在陜西，民間土語是相當多的，語言是上古語言遺落下來的，十分傳神，筆錄下來，又充滿古雅之氣。我在《高老莊》里專門寫到了這些。外界評價我的語言有古意，其實我是善于在民間尋那些有古意的土話罷了”。 在回答其語言實踐與《三言》、《二拍》等舊白話小說語言的關系問題時，也曾明確指出：“我的語言多來自民間”。 很顯然，賈平凹對文言文及舊白話語言資源的吸納還是通過民間語言這樣的中間環節，所以在本質上，他的語言實踐還應屬于對民間語言的吸納。 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對于民間語言的吸納，其次體現在對民間語言的重要構成即帶有地域特點的民間方言的接受方面。在談及自己對民間語言的吸納時，賈平凹就曾屢次強調其所吸納的民間語言所具有的“陜西”、“家鄉”和“地域”等屬于“方言”方面的特點。 由于民間方言實際上包括著帶有強烈的地域色彩的語音、語匯、句式、語氣、語言資料和語言風格，所以，文學語言對民間方言的吸納，往往又不是單純地僅止于語匯，而是體現在上述很多個方面。 對于民間方言獨特的語音語匯、句式語調及語言資料的吸納，除了在賈平凹的作品中多有所見之外， 也很突出地體現在張承志、張煒、韓少功、莫言、李銳、閻連科和劉慶邦等作家的筆下。在張煒的《九月寓言》中，這一特點既表現在諸如“端量”、“吃物”、“轉醒”、“拉呱兒”、“歹人”和“俺”這樣的地方語匯上，也更主要地體現于魯地民間所特有的凝重厚樸的敘事語調。在莫言的《檀香刑》中，民間語言一方面體現在對魯地方言、特別是舊白話小說的敘事語言和人物語言的適度吸納上，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地體現于莫言對“貓腔”這一地方戲文語言的獨特運用上。而閻連科小說中的民間語言，除了表現為其對民間語匯如“她便不說話，在院落里默一陣，開了院落門”、“像一只春騷正濃的啥兒”（《日光流年》）、“她生青冷白地問”、“秋罷了”、“在村街東頭上，血裂著嗓子罵”、“來吊唁的人也山海”（《耙耬山脈》）之類的直接錄用之外，其對民間修辭方式以及民間語調的運用，更加獨特。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經常能夠讀到“日子過得缺光少色，寒寒涼涼的”、“臉上的山山脈脈間，都藏匿了白色茫茫的絕望”、“山脈上粉紅淡淡”、“東西也都置辦了八八九九”、“心里有些悅悅的慌，有些慌悅悅的跳”、“雙眼里有生生的光輝”、“她??????玉樣圣圣潔潔的”、“裊裊飄飄地煙消云散了”、“螞蚱太多，群群股股”、“眼里的光還生生氣氣亮著哩”和“村人們海海浪浪涌來了”這樣的句子，這些句子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其中經常會出現由一些合成詞（如“山脈”、“圣潔”、“生氣”和“海浪”）、一些單字（如“悅”、“生”）、或者是由屬于同一個語義場的兩個單字轉換而成（如“寒/涼”、“八/九”、“裊/飄”和“群/股”）的單聲或雙聲疊音的合成詞語。此外，其以民間視點或從民間生活與民間物事取譬修辭，也使他的語言具有了濃厚的民間色彩，比如“山脈上玉蜀黍的甜味，黏稠得推搡不開”（《耙耬天歌》）和“從東山脈斜刺過來的光芒，一竿竿竹子樣打戳在他的臉上、手上、腳尖上”（《年月日》）這樣的敘事語言。而在韓少功的《馬橋辭典》中，馬橋方言雖然很少進入作家的敘事語言，但很獨特的是，它除了經常出現于人物語言之外，還有著更加重要的價值，這便是它不僅在形式方面形成了文本的結構方式，而且在內容方面，它也是作品的主題指歸——實際上，《馬橋辭典》就是以“辭典”這一特殊的文本結構方式并且通過對馬橋方言的釋義，來挖掘或“釋放”馬橋方言的“文化潛能”。 張承志的《心靈史》對民間方言的吸納，則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哲合忍耶這一特定地域中民間宗教的獨特語匯，如“哲合忍耶”、“束海達依”、“克拉麥提”、“多斯達尼”、“穆勒什德”、“打依爾”、“爾麥里”、“滿拉”、“毛拉”、“拱北”、“舉義”和“前定”等；二是作品大量錄用并與整個文本有機融合的民間語言資料，這主要是民間宗教典籍如關里爺的《熱什哈爾》、氈爺的《曼納給布》、形形色色的民間抄本《蘭州傳》、《謹著哲罕仁耶道組太爺歷史》和《哲罕仁耶道統史》以及流傳民間的波斯文體贊辭中的語言組織；第三，更重要的在于，張承志還在文本中主要運用了哲合忍耶民間的“粗語村言”和前面所述民間典籍與民間抄本的語體來敘述哲合忍耶在“公家”迫壓下的反抗歷史及宗教故事與宗教傳說，從而形成了具有獨特意味的“擬經語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對于民間語言的吸納，還表現在對于民間口語的自覺接受。雖然在方言/口語之間往往會有一定的混雜或同一關系，但是，方言的對比性語言是官話，在當代中國，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語言的普通話語言。而口語的對比性語言，卻是書面語，是知識分子或文人依據一定的語法規則對于口語的提煉與凈化，所以，文學寫作對于民間口語的吸納，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區別于對民間方言的接受。具體地說，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所曾吸納的民間口語資源主要有“歷史/鄉土口語”和“現代/都市口語”兩種基本類型。 歷史/鄉土口語主要是指源自鄉土或者具有一定的地域（比如北京、沈陽或東北地區）特點的民間口語資源，它們往往是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口語遺存，具有突出的歷史繼承性與穩定性，李銳的《無風之樹》、賈平凹的《高老莊》、莫言的《檀香刑》、韓少功的《馬橋辭典》、張煒的《九月寓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阿來的《塵埃落定》、張承志的《心靈史》、成一的《白銀谷》、劉慶邦的《鞋》、王安憶的《長恨歌》、何頓的《生活無罪》和徐坤的《沈陽啊，沈陽》等作品，便對鄉土/地域口語有著相當充分的吸納。 而當代/都市口語，則是指那些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以及社會總體語言的變遷新近出現的、往往最先流行于都市的民間口語，隨著時間的流逝，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會從未來的社會總體語言或民間口語中消失，從而失去語言生命，而另一部分，卻會作為語言遺存進入未來。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當代/都市口語，往往更多地出現于像于堅、韓東、朱文、伊沙、徐坤、何頓、李洱、張生、衛慧和沈浩波、尹麗川、李紅旗、朵漁、李師江等年輕作家或詩人的作品之中。

三 語言資源問題（2）：對于西方語言的互文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語言資源”之成為問題主要有著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全球化時代的語言焦慮以及對漢語現代性的歷史反思，必然會涉及到作為母語的漢語和西方語言間的復雜關系；另一方面，分別偏重于吸納民間語言資源和西方語言資源的兩種不同語言實踐間的分歧與爭論，也使這一問題更加突出。具體地說，西方語言資源問題的最為集中的體現，便是詩歌領域中所謂的“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兩大群體在語言資源問題上的不同策略與詩學論爭。被認為是“知識分子寫作”陣營的王家新、歐陽江河、西川、陳東東、張曙光、孫文波和西渡等人的語言策略，往往更加傾向于西方語言資源，這也是自認為是“民間寫作”群體的、更加側重于民間口語資源的于堅、韓東和伊沙等人所著意批評的重點所在。 在語言資源問題上，“知識分子寫作”并不否認自己的西方取向，但它承認此點的基本前提，就是王家新所說的——“漢語就是我們的現實”。 他們對西方語言資源的竭力尋求，其出發點與最終指歸，均都在于詩人對作為母語的漢語的語言責任，這一點與“民間寫作”的語言意識并無不同，只是“知識分子寫作”對于漢語現代性的歷史、現實與未來的認知要更加理性和開放，也更加具有自覺的歷史意識。 在談到對現代漢語的基本認識時，王家新指出：“我寧愿把現代漢語視為一種歷史的話語實踐，或一種對文化再生的偉大想象。無論如何，它沒有一種先天、既定的本質需要我們來固守，它要求的只是不斷的拓展、吸收、轉化和創造”。 西川和陳東東也認為：“詩歌語言的大門必須打開”、“應該有一種內在的活力促使語言向著未知生長”， “現代漢語有一個朝著未來的方向”，“現代漢語是邁向它越來越開闊的未來的語言”。 很顯然，他們更多地是在強調現代漢語是一種開放的、具有廣闊未來的、正在生長的“新生語言”， 正因如此，他們才在歷史責任的意義上來理解自己的語言實踐，認為這種“新生”的語言使得自己“有那么多的事情要為它去做”。 在對語言資源的尋求方面，“知識分子寫作”最為重要的語言策略便是與西方語言的“互文”。 對于“互文性”的語言策略，雖然主要的“知識分子寫作”詩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予以闡釋，但在其中，王家新的闡釋最為充分，也更具有理論的自覺。王家新認為，9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基本關系已發生一種重大改變，即由以前的‘影響與被影響’關系變為一種對話關系或互文關系”，“中國詩人已由盲目被動地接受西方影響，轉向有意識地‘誤讀’與‘改寫’西方文本，進而轉向主動、自覺、創造性地與西方詩歌建立一種‘互文’關系”， “這種互文關系既把自身與西方文本聯系起來，但同時又深刻區別開來”。 王家新對這種互文關系的確認與肯定，自然與其獨特的詩學觀念和詩歌史觀念有關， 但是，具體的詩學觀念和詩歌史觀念未必與其完全一致的歐陽江河，也曾用“語碼轉換”、“語境轉換”這兩個社會語言學術語和“復雜”、“混合”以及“對借入詞語（即語言變體）的使用”這樣類乎“互文”的意思來概括“知識分子寫作”的語言策略”。 在論及西方語言對于90年代以來的中國詩歌產生的“影響”時，歐陽江河更是明確指出：“所有這些影響在融入我們的本土寫作后，已經變成了另外的東西”，對于那些實質性地“影響”了“知識分子寫作”的西方詩人，歐陽江河認為：“重要的不是他們在各自的母語寫作中原本是什么，而是在漢語中被重新閱讀、重新闡釋之后，在我們的當前寫作中變成了什么，以及在我們的今后寫作中有可能變成什么。這種變化可以說是不同語種的上下文關系的根本變化”，這些變化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他們基于“自身經歷、處境、生活方式、趣味和價值判斷等多種復雜因素”對于西方資源的“誤讀和改寫”。 很顯然，歐陽江河所概括的“知識分子寫作”與西方語言資源間的關系，正是王家新所說的“互文”。 “知識分子寫作”群體的具體詩作與西方語言資源的互文性關系不僅體現在較為表面的語詞和語匯方面，還體現在很多詩作的句式、語調和語言組織方式上。在王家新的《瓦雷金諾敘事曲》、《帕斯捷爾納克》和《游動懸崖》、西川的《匯合》與《致敬》、孫文波的《地圖上的旅行》與《散步》、歐陽江河的《茨維塔耶娃》和《哈姆雷特》、陳東東的《秋歌二十七首》和《冬日外灘讀罷神曲》、蕭開愚的《國慶節》與《動物園》、張曙光的《雪》和《存在與虛無》等大量作品中，除了頻繁出現作為語言資源的西方著名詩人與作家的名字，以及源自于他們作品中的人物、意象、象征、詩句、場景、細節和故事并且對它們進行創造性的運用之外，像西川所習慣運用的“仿經書語言”、蕭開愚和張曙光冗長繁復的詩歌句式、王家新的布羅茨基式的語感、王家新和西川等人所經常使用的類似于散文詩的“斷片”式的語言組織方式，顯然都是對西方語言資源不同方式的互文。 在“知識分子寫作”與西方語言資源的互文性關系中，王家新的《瓦雷金諾敘事曲》是一個相當典型的文本。這首詩作中，生成于特殊的歷史時期（1989年，冬，北京）的詩歌文本以漢語的方式創造性地重新敘述了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中日瓦戈與拉拉重返瓦雷金諾之后的一個經典場景——瓦雷金諾的風雪之夜，狼群在逼近。狼在嗥叫，妻子在熟睡，燭光下，日瓦戈醫生仍在寫作。這一經典性的場景，不僅象征性地喻示了在那個嚴酷的年代之中作為知識分子詩人的日瓦戈醫生悲劇性的堅持與反抗，而且，通過對它的創造性“改寫”，在“瓦雷金諾”、“俄羅斯”、“普希金”、“蠟燭”、“松木桌子”和“狼群”這樣一些來自俄羅斯、來自《日瓦戈醫生》這一著名文本的具有特定含義的語言背后，詩人王家新與日瓦戈醫生、進而又與帕斯捷爾納克、甚至還與俄羅斯歷史上的偉大詩人普希金產生了深刻的精神對話，從而，在“嚴酷的年代”之中而“把苦難轉變為音樂”，就成了兩個不同的國度三位詩人所共同具有的悲劇命運。所以說，語言互文的意義不僅在于為現代漢語吸納源自于西方的語言資源，更在于通過對西方文本的“語言的互文”轉而提升為“精神的互文”與“歷史的互文”，從而，語言的互文也成了精神、思想、生命與語言在闊大深遠的世界性的歷史時空中擴展、探求、自由穿梭的具有多重意義的詩學策略。 “知識分子寫作”對于西方語言資源的互文策略，存在著兩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其一，就是他們的語言實踐與“翻譯體”間的深刻關系。雖然諸多屬于“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均都有著較高的外語水平，能夠直接閱讀西方詩人的原作，但是，他們大都又很強調“翻譯文學”即“母語化”的西方文學或“翻譯體”對于他們的資源性意義，強調和肯定他們語言實踐中的“翻譯體”特征。在他們看來，“‘漢語中的里爾克’已不是德語中的那個里爾克”， “隱匿在我們寫作深處的葉芝、里爾克、龐德、曼杰什塔姆和米沃什等詩人也已經漢語化，本土化了”。 實際上，這也意味著他們所吸納的西方語言資源已經不是原本意義上的“西方”，而是“隱匿于”漢語深處的已被“翻譯”的“西方”，或者說，他們所吸納的西方語言資源不過是現代漢語中的“翻譯體”，是現代漢語之中一種特殊的語言資源。這樣，他們的語言實踐的一個悖論性處境就在于，他們“有時需要‘取道’斯德哥爾摩或都柏林或彼得堡才能回到我們所熱愛的漢語深處”。 通過對現代漢語的富有歷史意識的切實“回顧”，陳東東曾經相當明確地指出過這一點。他說：“并不存在一種不含有‘西方’語言資源的現代漢語”，“‘西方’包含在現代漢語的特殊出生里，‘西方’幾乎是現代漢語最初的全部話語”。“譯述曾創造并仍在創造著現代漢語”，“被譯述過來的‘西方’，也無非現代漢語的一部分（極重要的部分）。得益于譯述，形成的是現代漢語，而不可能是別的東西”。 很顯然，堅持“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對于自己偏重于西方語言資源的語言策略有著較為辨證的理性認知，這一特點，在西川談及自己具體的詩歌語言實踐即對“翻譯語體”的使用時，表現得也很明確。西川認為，對于“翻譯語體”的使用，有著“好的”和“不好的”兩個方面：“好的一面是它保證了使用者思維的獨立性，使之不被淹沒于大眾語言、媒介語言”，“不好的一面是它使得文學作品脫離時代生活，被擠向邊緣并且無力回返”，所以，他“既不贊成完全的翻譯語體，也不贊成完全的、熟得像爛蘋果似的、油嘴滑舌的、機會主義的、缺乏創造力的現代漢語”。 陳東東和王家新等人所解決的，無疑是“知識分子寫作”吸納西方語言資源的理論上的合法性問題，而在具體的語言實踐之中，所應貫徹的，卻應該是西川這樣的態度。吸納西方語言資源的問題，無論是在“互文”的意義上來理解，還是將西方語言資源視為一種特殊的“現代漢語”，都有一個講求“適度”的問題，“過度互文”，無論其在理論上具有怎樣的合法性，都會造成對其“現實合法性”的自毀； 其二，就是相對于對西方語言資源的吸納，“知識分子寫作”對于中國傳統語言資源到底有著怎樣的姿態。“知識分子寫作”雖然側重于對西方語言資源的吸納，但卻并沒有片面地拒絕中國傳統的語言資源，只是他們認為，對于中國傳統語言資源所應采取的姿態，同樣應該是與傳統構成一種互文性的語言關系。自覺承擔建設現代漢語這一“新生語言”的歷史性責任，同時面對中國與西方極為豐富的語言資源，并“在一個更加開闊、復雜的互文關系中建構自身”， 不僅是他們在語言資源問題上的明確主張，更是他們具體的語言實踐，這在西川的《厄運?D00059》、《發現》、王家新的《致一位尊敬的漢學家》、《孤堡札記》和開愚的《準備》與《獻給阮籍的二十二枚寶石》等詩歌文本中，都有一定程度的體現。

在以“個體語言”這樣的概念來指稱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語言實踐時，首先需要概念的厘清。因為在事實上，并不存在純粹的所謂“個體語言”或者是維特根斯坦所否認的“私人語言”，仍然堅持這樣的指稱，主要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以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為代表的所謂“個體主觀主義”(inpidualistic subjectivism)語言學曾經認為“語言的基礎是個體的創造性言語行為。語言的根源是個體的心靈”，“解釋語言現象，也就是把語言現象當成是有意義的個體創造行為來看待”， 而且，齊格蒙特?鮑曼在論及維特根斯坦的語言觀的時候雖然也同意“并沒有個人語言這種東西”，但他同時也指出：“但是人至少需要個人語言以表達各種感覺——生命世界中最徹底和最堅決的個人要素”， 在此意義上，我將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語言實踐作為不同的個體實踐進行研究應該是可以成立的；第二個方面，這里所說的“個體語言”，主要是指通過對個體經驗的自覺書寫來反抗既有的、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的語言成規的語言策略，這是一種具有歷史創造意義的語言實踐，建立于“個體經驗”基礎上的“對抗性”、“創造性”與“差異性”，構成了“個體語言”的基本特征。 90年代以來，個體的“經驗”這一更加寬泛的、包括了個體的日常經歷、生命體驗、精神意識與思想情感的所指得到了許多作家、詩人或批評家們不約而同的強調，所謂的“個體語言”，實際上正是與個體經驗構成著基本一致的表征關系。不僅“知青作家”中的“幾乎每一個作家都擁有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聯系著他們個人最隱秘的經驗”， 而且，比他們更為年輕的作家與詩人，更加注重對個體經驗的自覺書寫。在“晚生代”作家的重要代表韓東那里，小說的方式就是“以個人經驗方式為源頭的，是個人經驗方式的延伸”。 而李洱卻在漢語文學的歷史發展中肯定個體語言的歷史合法性，認為對漢語文學來說，以“更容易逼近個人經驗”的“個人性語言”進行“個體言說的時代已經到來”。 因為他認為，在9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既然‘我不相信’已經深入心靈的深處，那惟一可以抓住的當然就是個人的那一點經驗了”。 個體語言對于個體經驗的表征便成了一種頗具歷史性的語言實踐。同樣是由于歷史語境的變化，被稱為是“個體承擔的詩歌”的“知識分子寫作”不僅不同于80年代“‘朦朧詩’的抗衡激情”，也迥異于與其同一時代的“‘他們’和‘非非’對破碎個人心靈碎片的恣意雜陳”，而是“更注重個人體驗的想象與內省”，“更重視詩歌語言想象對經驗的發展與重構”。因此，所謂的“個體承擔”，實際上就是指詩人個體在對“語言與現實關系”的理解和處理方面承擔著全新的詩學使命，這便是詩歌語言對于“個人體驗”和“個人經驗”的“接納”、“發展與重構”。 個體經驗與公共經驗的對抗性關系必然意味著個體語言對于公共語言的“對抗”，這種“對抗”，主要體現為個體語言對于既往的、已經充分公共化和傳統化了語言成規的反叛或逃逸。韓東認為：“一般的個人為納入社會或群體，借助的是現成方便的觀望方式、沿習已久的理解和表達方式”，而這些“現有的方式與每個人具體的生活經驗是有差異的”。 所以，一個特殊的生命個體對其“具體的生活經驗”的表達自然應該摒棄那些“沿習已久的理解和表達方式”，進而創造獨特的個體語言，也因如此，他才明確宣稱其對漢語傳統的反叛：“我不是漢語傳統天然的傳承者。漢語傳統對于我也不是一部天然的法律”。 與此類似，棉棉等人的語言實踐，也“基本上和漢語寫作的傳統沒有什么聯系”。 如果說，韓東和棉棉等人所對抗的公共語言，主要還是既有的語言傳統及語言成規，那么“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所對抗的，則是被他們稱為是“集體語言”的東西。在他們那里，“個人寫作”的提出，正是導因于這樣的警惕，即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會被制度化地變為某種集體語言的犧牲品，并進而會使充滿激情、抱負的單純對抗性寫作失效”， 因此，“個人寫作”便是對“集體語言”的對抗與逃逸，是一種保持著“對抗性”的語言策略。 個體經驗的現實性、鮮活性與獨特性，不僅決定了它的能指即個體語言對于公共語言成規的對抗，同時也意味著個體語言不依成規的歷史創造性及它的個體差異性。在沃洛希諾夫所曾概括的“個體主觀主義”語言學看來，“語言的本質，其實就是它的創造過程”，“語言的真實本質乃體現于不可重復的個體創造行為之中”， 這種對個體語言之創造性的肯定，在90年代以來的個體語言實踐中亦有著相應的強調。比如韓東，他在將自己的寫作命名為對抗于既有的“常識寫作”的“非常識的寫作”、并且指出其“語言將朝向未形成的未來展開”的時候，就曾強調其“與寫作者的內心獨白和血液流淌更緊密相關”的語言的創造性。他認為，這種語言“要求活力、流動、描寫生活的有效性”，“這樣的語言肩負著創造的使命，并在創造的過程中創造自身，它是革命性的、狂野的、顛覆的，而與任何保守、維持和死亡的意向無關”。 在此意義上，個體經驗的獨特性與差異性，自然也就導致了個體語言的創造體現出相應的個體差異，“差異的而非同一的”語言特性以及對于“由語言新質帶來的對‘多樣性’的尋求”，“把‘差異性’放在首位，并將之提高到詩學的高度” 從而也就成了個體語言的自覺追求，于是，我們便在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之中，看到了創造性地自覺書寫著形形色色的個體經驗的形形色色的個體語言。 在“晚生代”作家那里，個體語言的創造與差異確實源自于各自獨特的個體經驗。邱華棟的對于語言信息量的自覺追求，顯然源于其豐富駁雜的都市經驗，而徐坤小說突出的反諷性語言，無疑又與其特殊的學者身份及其在市場化的歷史轉型中所經驗的自我反諷的心態密切相關。在韓東小說“冷靜、節制、內斂、洗練的語言質地”之下，“流滲著的是緊張、焦慮、神經質，充滿了懷疑、否定、自嘲的聲音”， 其與朱文的對于日常經驗的共同偏嗜以及“對頹廢情致的賞玩”， 特別是后者頗招爭議的粗鄙性的“性事修辭”，與他們的虛無意識和無聊體驗應該有著本源性的關系。 而在衛慧和棉棉一代更為年輕的作家那里，“愛不釋手地玩味著、炫耀著極為有限的日常經驗”，使得他們的語言體現為“放言無忌的瘋狂和絮絮不休的訴說”， 對于生命沖動的即興書寫和直接的“身體感性” 成了他們最為顯著的語言標識。當然，即使是在衛慧和棉棉之間，個體經驗的不同也使她們的語言呈現出一定的個體差異。衛慧語言的仿佛“一種極茂密的人生枝葉和人性花朵，執拗地，放肆地，瘋狂地，經常是有失文雅、充滿挑戰性地直往上竄，蓬蓬勃勃，無處不在”， 而棉棉的小說語言“卻在意象上有一種流動、飛翔、迷亂、慵懶而又顫栗的美感”。 而詩歌語言中王家新的尖銳、沉痛以及由“雪”、“北方”和“石頭”組成的意象體系、西川的高遠、激越、超邁和擬經風格、陳東東的“干凈”的“略微帶點南方花園的濕潤和病態、幻想”和柏樺的“古舊”語感及晚唐氣息，無不與其各自的個人經驗密切相關。 此外，90年代以來的女性主義寫作也都呈現出各各不同的個體性的語言策略，它們既有林白的熠熠生輝、奔騰激越和揮灑自如的近乎飛翔的詩性語言和海男的語言迷霧，亦有陳染的銳利、敏感、直逼內心的冷僻語言??????這些有著明顯的個體差異性的語言實踐共同構成了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風格卓異的語言景觀。 對于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個體語言策略，應該作出一定的歷史評估。 一方面，個體語言策略的采用有著相當重要的歷史意義。從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在20世紀中國主流文學中，受到承認與尊重的只是人的公共性與公共性的人，個體性或私人性并沒有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我們所往往習見的，大多都是對公共經驗的書寫，個體經驗及其表征——“個體語言”——并未成為作家的最大關切，90年代以來，由于既有的意識形態在遮蔽和組織個人經驗方面的失效，“清除自我中的意識形態性或公共性” 成為歷史性的可能與必須，因此，個體語言策略就成了一種具有充分的歷史合法性的語言實踐，其對包括精神立場、話語表達、審美意識和文體策略等方面在內的文學的個體性的建立，就有著相當突出的意義； 另一方面，對于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個體語言策略，亦應進行批判性的辨證。在此意義上，我在肯定個體語言策略的歷史意義時，更愿倡導和想象一種“辨證的個體語言”。“辨證的個體語言”并不否定個體語言的自覺追求，相反，它以個體語言的自覺追求作為必要的實踐基礎，它亦重視個體語言對于個體經驗的深刻表達以及它的“對抗性”、“創造性”和“差異性”的基本特性，但是，在此前提下，它還強調語言的社會本質，強調“詞語是一個雙面行為，它同時由誰說和為誰說這兩個因素決定，二者難分伯仲”。 因此，個體語言實踐不僅與其接受者之間，而且與歷史及現實之中的其他語言創造個體之間，均都存在著相當復雜的語言關系。在此意義上，“辨證的個體語言”，又是一種強調“個體間性”的語言策略，它既是對個體語言的追尋，又是對個體語言的超越，其與語言成規、語言歷史以及其他語言創造和語言接受主體之間，又應有著自覺的“對話”關系。如果從個體語言的表征基礎——即個體經驗——的角度來看，由于并沒有純粹的所謂“我”的個體經驗，個體經驗亦有其相當突出的社會指向與社會內涵，因此，也并沒有純粹的所謂個體語言，個體語言的實踐實際上仍然超越個體、具有一定的社會性，所以，個體語言策略就應對個體語言的所指即個體經驗中的社會性的方面有著相當充分的自覺并且將對后者的表達作為個體語言的應有使命，這就是我所倡導和想象的“辨證的個體語言”的書寫內容。 實際上，“辨證的個體語言”意識在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個體語言策略中并非沒有一定的體現。“知識分子寫作”詩人對于語言的“互文性”和韓東的對于翻譯語言和口語資源的強調， 正是他們的個體語言策略對于“個體間性”的注意。另一方面，曾經宣稱“個體言說的時代已經到來”的作家李洱在談及個體經驗的時候，也曾指出：“我愿意從經驗出發，同時又與一己的經驗保持距離，來考察我們話語生活中的真相。我不是一個經驗上的夸張主義者。我認為除了一己的經驗，別的什么都不是的寫作，在我們的語境中是一種不真實的寫作，甚至是有害的寫作”。 在這里，向來強調個體經驗的作家已經顯示出對于個體經驗中之純粹屬己的一面的懷疑，在他看來，只有那些超越了一己經驗的寫作，才可能是真實無害的寫作。“辨證的個體語言”正是要揭橥“個體經驗”的虛妄之處，從而超越對純粹的“個體經驗”的偏執書寫，這也意味著，只有超越純粹的“個體經驗”和“個體語言”的幻覺，真正有效的個體語言——即“辨證的個體語言”——才能真正建立。

五 語言變革的現代性審理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在全球化的語言政治圖景中的語言自覺，以及他們對民間語言資源與西方語言資源的自覺吸納和他們的個體語言策略，應該置放于漢語現代性的問題視野中進行審理，實際上，我們正可以將它們視為是對漢語現代性的又一次歷史性重構。 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作家語言實踐的歷史性意義，既有學者早在1990年就曾提出的中國文學必將進入“后白話”時代的歷史構想的基礎上、從而認為“90年代漢語文學的更新的發展”將是“后白話”的“真正的成熟和發展”這樣的預言， 亦有學者認為“我們正在悄悄地經歷一場語言現代化的轉變”，這一轉變，正是五四白話文運動以來漢語語言正在經歷著的又一次相當巨大的語言變革。 在此意義上，我們對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語言變革的現代性審理，對于仍在進行著的漢語現代性的又一次重建，也許能得出豐富的啟示。 在論及開始于上世紀初的中國現代語言運動及其與現代性的關系時，汪暉曾經指出：“現代白話的形成和倡導是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現代性的歷史產物，我們至少可以在兩個最基本的方面理解現代語言運動與現代性的關系。首先是現代語言運動是一個反傳統的、科學化的和世界化的語言運動，其次是現代語言運動是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普遍語言的運動”。 在現代性的問題視野中審理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語言變革，顯然應以這樣的認知作為基本的討論前提。在此意義上，我們發現，90年代以來的中國作家在全球化的語言政治圖景中的語言自覺已經出現了新的變化，語言焦慮的中心問題，已經不再是上世紀初的建立于漢語的自卑感的基礎上的“反傳統”、“科學化”、“世界化”并且以“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普遍語言”作為語言實踐的基本目標，相反，重新恢復對于漢語的語言自信以建立充分的“漢語主體性”，已經成了他們最為突出的語言意識。同時，語言實踐的最終指歸，也不再指向“現代民族國家的普遍語言”的建設。這樣，語言自覺所主要關切的“語言”，就不再僅僅是“國語”，而是“漢語”，是與我們的生存與體驗真正同一并且是我們的生命所寄的“母語”。這樣的語言自覺所思考的語言問題，也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漢語的“本體”問題。如果說，我們將汪暉所描述的開始于上世紀之初的現代語言運動作為漢語現代性的第一期工程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語言變革，則可以被視為是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漢語現代性的第一期工程過分強調對于漢語傳統的斷裂和對“世界”的歸趨并以“形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普遍語言”作為自己的語言目標，這一規劃本身就隱含著某種內在的語言風險，這一風險，便在1949年以后具體地呈現為民族國家對于語言的工具化要求以及在此要求下的對于漢語的巨大損傷。 所以說，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所強調的由于是“漢語主體性”而不是“國語主體性”，其從開始之初就本著一種本體性的語言觀念，因此，它的未來發展對于免除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形形色色的外在于語言的力量的損傷，便將具有自覺的抵抗力量，而這種抵抗，也是我們對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的深切冀望。 有了這樣的認識，再來討論20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語言策略與漢語現代性問題，便會得出新的思考。 首先，我們可以認為，20世紀90 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對于民間語言資源的自覺吸納，不僅是對亦已形成的作為民族國家共同語的“普通話”的自覺疏離，也是對民間傳統的自覺回歸。在漢語現代性的第一期工程中，“普通話”的想象、規劃與實踐一直壓抑著作為民間語言的方言與口語，“以方言口語為特征的‘地方形式’被納入到一種普遍語言的規范之中”，“方言和口語的運用必須服從這種普遍主義的邏輯”，因此，“方言問題始終不是中國現代語言運動的核心問題，毋寧說，克服方言的差異才是現代語言運動的主流”。同時，現代語言運動的主流“不僅是以消滅口語的多樣性為代價的，而且還伴隨著一種文化上的過濾”。 而在開始于90年代的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中，正如我們前所論述的，方言和口語問題變得突出起來，普通話這一一般的社會語言在書寫民間生存和作家民間體驗方面的有效性方面被作為“世俗的詞兒” 受到質疑，作為“廣義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故鄉的方言” 獲得了作家的普遍親睞，作家與詩人也紛紛“躍進口語的海洋” 并且“把口語作為原生地，從中汲取營養”。 伴隨著這樣的語言策略的，就不是第一期漢語現代性所具有的對于方言口語之中民間文化信息的“過濾”，而是對民間文化傳統的自覺“回歸”。所以，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的民間語言策略，又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語言策略”，而同時又是一種文化策略，是文學知識分子將民間語言作為“文化的‘活化石’” 并“希望通過語言這個渠道，更深刻地回到傳統”、 回到民間的相當重要的文化策略，這樣，漢語現代性問題無疑又將關涉于更加復雜的文化現代性問題。 其次，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在處理漢語實踐與西方語言資源間的關系方面，也有著值得重視的經驗。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無疑是以第一期工程作為前提，也應在對第一期工程的深入反思的基礎上展開自己的語言實踐。當我們在檢討漢語現代性的第一期工程的時候，顯然不會忽略其中大量的漢語翻譯實踐。正如劉禾所指出的：“20世紀最初幾十年間，大量的歐洲文學被譯介到中國本土，從而徹底改變了書面白話文的性質??????中國作家慷慨地‘拿來’英語、法語、俄語、德語、日語、波蘭語以及其他語種的文學，希望這種種‘拿來之舉’將恢復自己語言的元氣，并發明新的漢語白話文，以期實行一舉替代古代漢語的宏圖大志”。 實際上，由于“翻譯能夠有助于本土文學話語的建構，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來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設，特別是本土語言與文化的發展”。 20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學翻譯實踐不僅在很大程度上促進和參與了漢語現代性的第一期工程，而且，“翻譯體”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之中相當重要的語言構成，從而也成了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所應正確對待的語言資源。 我們前所論述的“知識分子寫作”詩人吸納西方語言資源的兩種取向——即一方面重視現代漢語中“翻譯體”的語言資源，另一方面，在自己具體的語言實踐中對于西方語言資源采取開放而又平等的“互文性”關系——顯然是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所應采取的語言策略。只是這一次的“拿來”，已經不再是為了“發明新的漢語白話文，以期一舉替代古代漢語”，而是為了支援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重建。 第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個體語言策略以及我們在對其進行充分檢討的基礎上所提出的“辨證的個體語言”的初步構想，對于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應該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為說到底，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仍然都是每一個個體的語言實踐，所以說，“辨證的個體語言”，應該是漢語現代性第二期工程的最為根本的出發點。 綜上所述，繼五四白話文運動開始的漢語現代性的第一期工程之后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漢語現代性的第二期工程，就應該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不同于前一期工程的語言策略，這就是以廣闊、深厚而又相當獨特的個體經驗作為表征基礎，在以整個漢語以及西方語言作為語言資源的時候，尤應注重民間語言資源和現代漢語中的“翻譯體”資源，通過眾多的語言實踐主體對于以創造性和差異性作為基本特征的“辨證的個體語言”的自覺追求，在全球化的語言政治格局中，充分建立我們的“漢語主體性”。很顯然的，這是一個相當艱巨的歷史工程，它的偉大目標，已經不僅僅是建立某種相對狹隘的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語”，而是要真正地振興一種語言、一種在世界上惟一能夠體現我們的生存并且作為我們的家園的語言——“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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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種語言自卑的闡述，請參郜元寶：《母語的陷落》，《書屋》2002年第4期。 李銳：《春色何必看鄰家——從長篇小說的文體變化淺議當代漢語的主體性》，《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李銳：《春色何必看鄰家——從長篇小說的文體變化淺議當代漢語的主體性》，《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賈平凹：《懷念狼?后記》，《收獲》2000年第3期。 韓少功：《世界》，《性而上的迷失》，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邱華棟：《復活的大陸》，李敬澤等：《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于堅：《穿越漢語的詩歌之光》，楊克主編《1998中國新詩年鑒》，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 李銳、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韓少功：《道的無名與專名》，《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于堅：《詩歌之舌的硬與軟》，楊克主編《1998中國新詩年鑒》，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 于堅：《穿越漢語的詩歌之光》，楊克主編《1998中國新詩年鑒》，花城出版社1999年2月版。 陳東東：《回顧現代漢語》，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桑克：《詩歌寫作從建設漢語開始：一個場外發言》，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李銳、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李銳：《我對現代漢語的理解》，《當代作家評論》1998年第3期。 李洱：《短篇小說及其他》，李敬澤等：《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林白：《在寫作中發現自己的感官》，《在幻想中爆破》，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版。 韓少功：《即此即彼》，《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余華作品集》第2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84頁。 陳思和：《多元格局下的小說文體實驗》，《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莫言：《文學創作的民間資源》，《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1期。 張英：《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賈平凹訪談錄》，張英：《文學的力量——當代著名訪談錄作家》，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賈平凹：《關于語言》，《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6期。 張英：《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賈平凹訪談錄》，張英：《文學的力量——當代著名訪談錄作家》，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賈平凹：《關于語言》，《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6期。 賈平凹對民間語言資料的吸納，非常突出地體現在《廢都》和《高老莊》中大量的民間笑話、民間故事和碑文之類的民間語言遺存方面。 韓少功：《即此即彼》，《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應該說明的是，這里我對民間口語類型的劃分，并未依照嚴格的語言學理論，而是根據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具體的語言實踐所作的經驗性把握。 王家新：《“中國”到什么地方去了》，《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王家新：《取道斯德歌爾摩》，《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西川：《答鮑夏蘭、魯索四問》，?讓蒙面人說話》，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7月版。 陳東東：《回顧現代漢語》，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王家新：《取道斯德歌爾摩》，《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陳東東：《二十四個書面回答》，《明凈的部分》，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 另外一個相當重要的語言策略是“反諷”，但這更主要地具有風格學與修辭學意義。對于“互文”的釋義，請參王先霈等主編的《文學批評術語詞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78頁。 王家新：《“遲到的孩子”：中國現代詩歌的自我建構》，《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王家新：《九十年代：為詩一辯》，《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王家新：《回答四十個問答》，《游動懸崖》，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 歐陽江河：《1989年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站在虛構這邊》，三聯書店2001年7月版。 歐陽江河：《1989年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站在虛構這邊》，三聯書店2001年7月版。 王家新：《“遲到的孩子”：中國現代詩歌的自我建構》，《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歐陽江河：《1989年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站在虛構這邊》，三聯書店2001年7月版。 王家新：《取道斯德哥爾摩：翻譯與中國現代詩歌》，《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陳東東：《回顧現代漢語》，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版。 西川：《詩學中的九個問題之我見》，《大意如此》，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 王家新：《“遲到的孩子”：中國現代詩歌的自我建構》，《沒有英雄的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沃洛希諾夫：《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鮑曼：《個體化社會》，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96頁。 陳思和：《研究90年代文學的幾個概念的說明》，《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韓東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15頁。 李洱：《寫作的誡命》，李敬澤等：《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李洱：《短篇小說及其他》，李敬澤等：《集體作業——實驗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王光明：《個體承擔的詩歌》，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韓東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08頁。 《韓東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9頁。 葛紅兵：《障礙與認同》，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頁。 孫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個人寫作、敘事及其他》，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孫文波：《我理解的90年代：個人寫作、敘事及其他》，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對于90年代以來文學寫作中的個體語言，曹文軒認為：“它著重注意的是個人的經驗”，“它意味著主體與一般的語言是一種對抗性的關系，‘個人性’程度越高，對抗性愈烈”，曹文軒：《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24頁。 沃洛希諾夫：《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韓東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9～250頁。 王家新和孫文波語，王家新、孫文波編：《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97～398頁。 林舟：《在絕望中期待——論韓東小說的性愛敘事》，《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6期。 王曉明：《在“無聊”的逼視下——從朱文筆下的小丁說起》，《視界》第1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對于這種虛無意識和無聊體驗，韓東在一次訪談中曾經談得相當具體，參張鈞：《時間流程之外的空間概念——韓東訪談錄》，《小說的立場——新生代作家訪談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版。 黃發有：《準個體時代的寫作——20世紀90年代中國小說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11月版，第254頁。 陳思和：《現代都市社會的“欲望”文本》，《談虎談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6月版。 郜元寶：《荒蕪的悸動——談談衛慧的小說》，衛慧：《水中的處女》，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2月版。 葛紅兵：《障礙與認同》，學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頁。 對此問題的詳細討論，請參程光煒：《不知所終的旅行》，《歲月的遺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楊飏：《關于九十年代個人化寫作的問題》，《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 沃洛希諾夫：《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版。 《韓東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9～250頁。 李洱：《〈夜游圖書館〉自序》，《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1期。 張頤武：“‘后白話’無疑仍然是處在它自身的開端時刻，它的真正的成熟和發展，我寄希望于九十年代漢語文學的更新的發展”，《文藝爭鳴》1990年第6期。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 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汪暉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 1949年以后的民族國家對于漢語語言的巨大損傷，鄭敏先生曾經將其作為漢語語言的第二次現代變革作過相當充分的批評，參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 汪暉：《地方形式、方言土語與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形式”的論爭》，《汪暉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版。 張煒：《九月寓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344～346頁。 墨哲蘭：《〈馬橋辭典〉的語言世界同語言學旨趣的偏離》，《當代作家評論》1996年第5期。 李銳、王堯：《本土中國與當代漢語寫作》，《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2期。 韓東語，張英：《文學的力量——當代著名訪談錄作家》，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77頁。 韓少功：《世俗化及其他》，《在小說的后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3月版。 閻連科語，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4頁。 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中的語言變革與文化現代性間的復雜關系，筆者在此暫不論述。 劉禾：《跨語際書寫》，三聯書店2002年6月版，第147頁。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72頁。 “新詩及現代漢語誕生于中西文化、文學交融之際，無論是詩歌創作抑或語言的形成本身，要想祛除其骨子里沾染的‘歐化’色彩，似乎已不大可能”，張桃洲：《現代漢語的詩性空間》，《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