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答胡旦書》中田錫說： 君欲以文采聲稱，與之相較勝。亦猶洞庭震澤，幅員千里，吞納江漢。雖飛濤駭湍，浮天沃日，得不謂之壯哉!真場籍中燕魏豪俠也。君既不以余鄙陋淺近，許與為交游。若使各言其志，則余嘗聞孟軻稱仲尼日．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也，又日，至仁無敵，禮稱顏子，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語日，德不孤必有鄰。設使至藝如至仁，自然無敵；德茍修而眾善必為己鄰，名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礪其行，行茂而榮名，人莫得而勝之也他要求文學家要有一定的道德修養，應嚴格遵守儒家的道德規范。因此，他非常強調“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夫有君子行不有君子之文者，漢申屠嘉、周勃也；有君子之文不有君子之行者，唐元稹、陸摯也。”他用傳統的儒家思想來認識并評價元稹與陸摯，在今天看來，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其中又確實包含著藝術真實性的深刻涵義，那就是行文合一。

田錫已明確表示，如果他在“君子之行”和“君子之文”中作出選擇，那么，“與其有文也，寧有行也。”這正準確把握了文學與人的關系，把握了文章和道德的關系，同時，又涉及到了文學藝術真實性等一系列創作原則。這當然也不是田錫的發明。在宋初，柳開也曾經表達過類似的思想：“心正則正矣。”只不過，柳開不比田錫意會得更為深刻而已。 在《貽青城小著書》中，田錫把“激揚教義”這一傳統的文學政治話語發揮到極致。他說：樹德而親仁，博學以師古。師得古道以為己任．親乎仁人以結至交。至交立則君子之道勝．勝則可以倡道和德。同心為謀，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復歸于古道。 田錫提出“艷歌不害于正理”，其著眼點并非僅僅在“艷歌”，而在“文之變”。從他對李白和白樂天的評價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之變”的內涵。他認為李白樂府，專變于文；樂天《長恨詞》、《霓裳衄》、五十諷諫等作，出人意表。這些都是大儒端士不敢非議的詩作，就是因為它們“不害于正理”。田錫倡導“文之變”乃是追求文學內容與風格的多樣化，尊重作家不同的藝術個性。這種觀點的提出，標志著宋初文學批評確實有一些新的內容。 宋初的古文家們梁周翰、柳開以及稍后的趙湘、智圓、石介等人雖然都把眼睛盯在“道”上，認為文章的最終目的是“道”，但是，卻沒有搞清楚“文”是怎么回事。柳開云：“吾之道，孔子、盂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盂軻、揚雄、韓愈之文也。”趙湘云：“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智圓亦云：“夫為文者，固其志，守其道，無隨俗之好惡而變其學也。” 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見一斑!爾后的石介以《怪說》系列文章發論，把矛頭直指西岜體。《怪說》中云：“使天下不為《書》之《典》、《謨》、《禹貢》、《洪范》，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為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為怪大矣!”他認為，以楊億為代表的西岜體，注重藝術形式，學習李商隱，擾亂文壇，是為文之大怪，不允許存在。西岜體究竟對“道”有何危害?石守道先生語焉不詳。楊億《西岜酬唱集序》云：“時今紫微錢君希圣、秘閣劉君子儀，并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依然推崇的是雅道。石介的古文觀點是宋初古文家的文道觀最為形象通俗的闡釋，也就是說．他們中的多數人推崇一種四平八穩的傳道方式，或板著面孔說理，或扯大嗓門訓人，始終保持戰斗的姿態，并不重視作家的藝術個性。 田錫較好地處理了這一問題。在《貽宋小著書》中，他說： 稟于天而工拙者。性也；感于物而馳騖者，情也。研《系辭》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豪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如天地生于道也．萬物生于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 他認為，文學創作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情”是什么?‘性”又是什么?田錫說，情是作家對物象的態度，性乃自然。也就是說，作家的個性是純真自然的，而情感的表達應適應純真自然的特點．這樣，才能表達萬物之道。田錫反對雕鑿、虛假的創作態度，主張一切從自然出發，實觀文與道的統一。 從推崇自然出發，到尊重個性，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田錫的討論是客觀的，他以自然的客觀規律喻示文學的創作，寓意深遠。在《貽陳季和書》中，他以大自然的風水相遭來比喻文章寫作，極具啟發性。他說： 錫觀乎天之常理，上炳萬象，下覆群品，顥氣旁魄，莫際其理，世亦靡駭其恢廓也。若卒然云出連山，風來邃谷。云與風會，雷與雨交，霹靂一飛，動植成恐，此則天之變也。亦猶水之常性，澄則鑒物，流則有聲，深則窟宅蛟龍，大則包納河漢，激為驚潮，勃為高浪，其進如萬蹄戰馬，其聲若五月豐隆，駕于風，蕩于空，突乎高岸，噴及大野，此則水之變也。非迅雷烈風．不足專天之變；非驚潮高浪，不足行水之動。 在《貽宋小著書》中，他又說：“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云，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從自然現象變化的多樣性推演到文學創作的多樣化。不同的風格，不同的題材，不管是“文之常態”，也不管是“文之變也”，田錫都能寬容，顯示了一位理論家的寬廣胸懷。 田錫對自然的推崇。對個性的尊重，實際上是宋代文壇上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一直到田錫逝世后半個世紀，歐陽修主盟文壇、“三蘇”活躍文壇時．才得以延續并取得輝煌的成就。這樣．田錫的意義就非同尋常了。在宋代文學批評中，田錫的理論貢獻遠超過他同時的古文理論家，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特別是宋代文學批評中的地位，是我們今天治文學批評史者應該重新考慮的問題。這是一個不能漠視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