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源力圖通過詮釋《老子》以“矯末世之弊”，他在《老子本義》中闡發了“不盈、務內”的管理之道、“利人外身”的處世哲學、貴賤同一的平等思想，充分彰顯出老學所具有的“救世”價值，這些政治智慧是中華民族進行現代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

[關鍵詞]魏源；老子本義；救世價值；政治智慧；現代政治文明 《老子》是中華民族最高智慧的代表作品之一，它不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的哲人高道、帝王將相、文人雅士乃至平民百姓，而且對于現代物理學、哲學、養生學、政治學、管理學、心理學、倫理學等眾多學科富有啟迪。 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曾被眾多思想家、政治家所疏解、詮釋和發揮，成為中國政治智慧的活水源頭；漢唐宋明等朝代的一些明智之君亦將其中的政治治理原則運用于治國安民的社會實踐之中，收到了恢復經濟、凝聚人心、協調關系、安定社會等顯著績效。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中國人開眼看世界，并認識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迫切性之后，一些致力于學習西方，改革圖強的思想家又在前人的基礎上，更深刻地闡發《老子》的經世致用之學，并將其中的一些主張與西方自由民主等思想相融會，用以作為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革除社會弊病的武器。故這一時期老子之學更為鮮明地凸顯出救世革弊的時代特點。魏源、嚴復、康有為、章太炎等人對老莊之書的闡釋，均反映出這一思想傾向，而撰著《老子本義》以圖闡發老學之真意的魏源可謂其中的典型代表。 生當內外交困，弊端叢生的清朝后期，魏源將目光投向了《老子》這部飽含經世治民智慧的經典。他認為，自韓非子以下解《老》者雖然不下千百家，但“皆執其一言而閡諸五千言……泥其一而誣其全。”他不滿意前人對《老子》各執一端的種種注釋，亦無心從養生延命的角度來研究老學，而是將焦點集中于經世致用方面，視之為“救世之書”，希望從中找到救世革弊的藥方。圍繞這一目的，魏源從多方面進行了闡述。 一“矯末世之弊”的價值目標 魏源認為，《老子》一書中包含著明道、修身、治國之理的極高智慧：“老子之書，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于是三者?！彼麖娬{，《老子》一書主要是針對統治者而作。在開篇的《論老子》一文中，魏源充分肯定了《老子》對于最高統治者的諸多啟示意義：老氏書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羲皇關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張)良(曹)參文景治之以濟世，下焉者明太祖誦“民不畏死”而心減，宋太祖聞“佳兵不詳”之戒而動色。在他看來，能從《老子》中獲益最大的是能夠體悟大道、掌握治身治世根本原則的統治者；其次是能夠運用其中的社會治理思想以經世濟民的統治者；如若達不到以上境界，至少也能促使統治者從《老子》的某些話語得到啟示，糾偏改過?？梢?，《老子》決非如某些淺見者所言，只是玄遠虛妄之論，而是一部具有經世致用重要價值的作品，故他立志對《老子》全篇進行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求其“本義”，以“矯末世之弊”。 他針對歷來歧意頗多的老子論禮這一問題進行辨析，認為老子其實是“深知禮意”之人。而《老子》一文中之所以斥禮義，是由于“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疾之甚則思古益篤，思之篤則求之益深，懷德抱道，白首而后著書，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樸不止也?！崩献由钪湃酥贫Y之精意，然而，他卻看到，在現實的社會政治實踐中，禮已經演變為一套虛矯繁瑣之程序，失去了古人制禮以協調社會秩序的初衷，引起了諸多弊端。因此，老子在“深疾末世用禮之失”的憂患意識中，懷著“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樸而不止”的社會抱負，斥責禮制乃“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試圖重振淳樸之世風，以求糾偏救弊，這正反映出《老子》作為“救世之書”的特點。 從糾偏救世的目的出發，魏源對《老子》的內容就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例如，前代學者對于《老子》中的“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的主張曾有不同的看法或批評，而魏源認為，此話的宗旨是“以太古之治，矯末世之弊?！彼治龅溃煜轮圆恢蔚脑蛟谟凇坝袨椤?，而“有為”乃由于“有欲”，“有欲”則由于“有知”。“夫民心之不虛者，以其有可尚、可貴、可欲之事也?！笨少F的是，魏源沒有停留在《老子》以“不尚賢”、“不見可欲”、“不貴難得之貨”等方法“使民不爭”、“使民心不亂”、“使民不為盜”，而是更深一層地探尋如何才能做到“不尚賢”、“不見可欲”、“不貴難得之貨”，從而從更為根本的方面著手來解決問題。 他指出，在政治清明的“治世”，社會運行處于有序的狀態，“人尚純樸”，行所當行，為所當為，故不需要刻意褒揚“賢知”，不屑于玩弄心計，“無事乎以賢知勝人”；而充足的物質生活資料能夠滿足人們的生活，“物取養人，無貴乎難得而無用”。在這樣的情形下，“賢與不賢同用，難得與易得等視，民不至見之以亂其心，而爭盜之源絕矣。”顯然，魏源在這里強調的是，必須營造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必須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才能最終實現民心不亂，絕“爭盜之源”。這是對《老子》思想的重要發展，亦是他立志進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基礎。 他認識到，由于老子的“自然”、“無為”等概念較為抽象，容易引起誤解，故針對人們的一些錯誤理解而詮釋說，老子所說的“自然”，是“欲靜不欲躁，欲重不欲輕，欲嗇不欲豐”，是“迫而后動，不先事而為”，“豈混蕩為自然乎?”老子的“無為治天下”也決不是“治之而不治”，而是追求“不治以治之”的理想目標。在用兵方面，是“不得已用之”，而“未嘗不用兵”，故決非毫無原則地放棄武力。同樣，老子也決非“并常事去之”，不問世事，而是強調“去甚，去奢，去泰”，反對過分和走極端的行為。 他特別推崇《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話語的警戒作用，認為“此老子憫時救世之心也。見當世勇于用刑，故戒之曰：‘人之用勇不可不慎也?！薄撌鰢佬炭岱ǖ谋锥苏f：“法網愈密，掛網愈眾，而人之不畏死者愈甚，何則?我敢者人亦敢之也。奉天者聽命，而代天者專權，敢與不敢，或利或害，可不慎乎?明太祖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之語，惻然有感，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這種以確鑿的歷史事實來凸顯《老子》之救世價值的治學方式，鮮明地體現出魏源老學的經世致用特征以及實事求是的學風。 二“不盈、務內”的管理之道 魏源專注于對老子救世之道的探求，而在中國封建社會君主專制制度之下，“救世”的重任往往多由最高統治集團來承擔，故魏源特別重視對于《老子》之社會管理思想的闡述。這些管理思想既包括統治者對于社會的治理，亦包括對于統治者自身的管理。魏源認識到，統治者只有首先約束管理好自身，才可能達到政治上的清明，也才能夠樹立標范，教化人心，化成天下。因此，魏源對《老子》中的“行不言之教”、“儉嗇寡欲”等管理者道德要求予以了特別的關注。 他深刻地指出，民眾之所以鋌而走險，輕棄其生，是由于統治者過分地奉養自身：“我自厚其生，則人亦各欲厚其生，人各欲厚其生而不得，夫安得不輕死乎?則是民之輕棄其生，由于生生之厚；而民之厚生，由于上之自厚其生，有以誘之而又奪之也。”上文中所說的“我”指的是最高統治者，這段話語的中心意思是告誡統治者“自厚其生”將導致嚴重后果。統治者的行為往往起著價值導向的作用，他們在物質生活上厚養自己，養尊處優，廣大民眾必然會從而趨之。而封建社會那種生產力低下、物質財富有限的經濟條件必然不可能同時滿足眾人對豐饒的物質生活的追求，上之奉養愈厚，則下之生活愈貧，民眾的物質欲求被激發而又被強行壓抑和扼殺，安居樂業既不可得，自然就會輕棄其生了。魏源深刻地看到，物質欲望是與生俱來的，如果不能妥善地節制欲望，很容易產生彼此的攀比和效法：“夫民有生則有欲，則無不以相尚為高，此最難克之心，而有無窮之弊，豈不甚可畏哉!”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社會問題，魏源推崇老子“無以生為者，其賢于貴生”的結語說：此言乃“因言俗弊而遂及之，而其意則深遠矣?！备嬲]統治者不能毫無顧忌地厚養己身，而應充分考慮到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社會影響，為民眾樹立道德標范。 為了促使統治者自身進行道德約束，魏源提出“專務于內”的主張。他通過對比謙虛謹慎的好道者與矜夸自大的小人的不同行為和結果，深刻闡述了老子“不盈”、“守虛”、“專務于內”等思想在立身處事特別是在國家行政管理中的重要意義。他指出：“道以不盈為大，不盈者專務于內，有若無，實若虛也。今施且夸焉(施，意為矜夸自大)，則專務于外，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無有窮極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