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劉明華先生主持的項目成果《文化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學闡釋》(以下簡稱《闡釋》)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全書蘊含著清晰而又濃郁的文化意識，著者以自由靈動、充盈和充滿悟性的方式闡釋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宏大的學術視野、敏銳的洞察力、翔實的文獻資料和謹嚴的治學態度，為讀者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在文學生態中的獨特魅力。魚只有在水中才能見出它的真實、活潑和生命律動，而不是置于顯微鏡下或者放在解剖臺上。同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只有在文化視野的觀照下才能見出其獨特面貌和精神氣質。《闡釋》一書就體現了這樣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品格。

一、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闡釋

非文學學科的介入是還原文學生態以及文化闡釋、大文化研究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標志。非文學學科的研究思維對文學研究思維的調整、重組，其研究方法對文學研究方法的補充和完善都對文學研究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闡釋》一書就廣泛地涉及到政治學、民族學、地理學、歷史學、宗教學、神話學、心理學、統計學、闡釋學等多種學科門類，極大地還原了文學生態，有效地利用了中國古代文學賴以生存的文化系統。

如在對《桃花源記并詩》的解讀中，首先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既符合中國文化的衍變發展規律，也使讀者洞開解讀該文學作品的另一扇窗。著者繞過眾所周知的文學性，而直指“桃花源”背后潛藏著的“大同夢”思想的社會歷史根源，返回歷史發生場所，直面歷史本真。得出了既符合歷史事實，又富含新見的結論，表現出著者獨特的學術眼光。這種規律性的判斷不僅需要沉潛于蕪雜材料中的韌勁，更離不開宏大的文化視野。也只有跳出某一研究領域的“此山”，才可能在更為廣闊的文化視野中使各種看似復雜、盤根錯節的現象絲縷漸明。此外，著者還用地理學的知識討論了“桃花源”的原型；用民俗學的知識得出了避亂異地、聚族而居的“世外桃源”在某一歷史時期存在的“歷史真實”的結論；用政治學的知識解釋了武陵太守在得知桃花源后的極速反映。

《量移制度下的貶謫文人的心態——特殊文人群體的文學心理解讀》、《烏臺詩案的政治文化解讀——比興傳統與文字獄》和《南渡樂禁與宋詞的案頭化——對詞的詩化的政治背景解讀》等章節從中國古代文學與政治的天然聯系出發，勾勒出文人背后的政治風云、復雜黨爭等歷史背景，為深刻理解文學現象(如“鳥臺詩案”)、文學作品提供了思路。如在《量移制度下的貶謫文人的心態——特殊文人群體的文學心理解讀》一章中，作者通過對量移制度的考察，為我們理解劉禹錫、柳宗元等人貶謫詩文中的拘囚意識、被棄心理甚至痛苦與激憤都有很大的幫助。再如通過不同的量移結果來解讀、闡釋元稹的通州詩與江陵詩的風格、情感的差異，為我們了解作家的風格變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鳥臺詩案的政治文化解讀——比興傳統與文字獄》一章中結合中國詩歌的比興傳統和趙宋一代之政治來解讀烏臺詩案，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字獄這一特殊的文學、政治現象確立了新的范式，指出歷代注家對涉案詩文的慎重態度，由此也可見出中國古代文學與政治的盤根錯節的關系。這暗示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純文學研究的局限和對政治重視的必然。就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而言，《南渡樂禁與宋詞的案頭化——對詞的詩化的政治背景解讀》一章通過對史實的梳理更是雄辯地證明了熟悉中國古代文學的文化環境(包括政治環境和政治制度)對文學研究的重要性。該文指出南宋政權在南宋初出于政治穩定的考慮而提出“樂禁”，這一政治制度對南宋詞風轉變有著重大影響，并將蘇辛詞的變革聯系起來分析、佐證。這種研究方法是當前詞學研究所未曾涉及的。

非文學學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對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闡釋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由于非文學學科的介入，使得文學本體研究色彩淡褪，甚至喪失、轉變為歷史研究、民俗研究、地理研究等非文學學科的研究，這也就是研究泛化的問題。著者通過對文學作品、文學研究的深度挖掘，通過“深化”有效地避免了這種“泛化”，從而不僅保證了文學本體研究，而且豐富了文學本體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盡管各章節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各異，但是全書在整體上卻有著方法論的意義和啟示。

二、學術思想的衍變與傳承

劉明華先生是杜甫研究專家，也鐘情于文化學研究。他對人神相遇情節的討論和模式的總結，早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出現了。對《桃花源記并詩》的關注和研究又為一例。據筆者所知，劉明華先生對《桃花源記并詩》的思考和研究長達20年之久。最初的研究成果《桃源望斷無尋處——論“桃花源”及其變體》一文發表于1994年，至出版《闡釋》足有14年之久。該文從“桃花源”折射出的悲劇心理出發，進而關注到文學史上由《桃花源記并詩》所啟迪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學現象，具體地比較了桃花源與海人國、西京隱鄉的異同。這已經具有了文化闡釋的品格，這一品格在其《東坡人格的文化學闡釋——讀(蘇軾人格研究)》一文中得到了較為集中的反映。其后的《水中月，鏡中花——<鏡花緣>的社會理想》、《大同思想對毛澤東政治理想的影響——兼論“人民公社”的悲劇性實踐》、《理想性·神秘性·歷史真實——對(桃花源記并詩)的多重解讀》等論文到專著《大同夢》的出版，著者對這一研究對象的關注才暫告一段落。《理想性·神秘性·歷史真實——對(桃花源記并詩)的多重解讀》最后作為文化闡釋的典型代表編入《闡釋》一書，著者又充實了新近的材料和新的研究體會。從《桃源望斷無尋處——論“桃花源”及其變體》問世始，劉明華先生都沒有停止對桃花源及其背后“大同夢”的關注和研究，《理想性·神秘性·歷史真實——對(桃花源記并詩)的多重解讀》編入《闡釋》一書，也應該是一個逗號而非句號。在這漫長的研究過程中，正如著者所言：“期間收集資料，清理思路的過程中所需要的沉潛與偶有所得的發現的快樂，也只有個中人能夠體會。”劉明華先生自言“在多年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對思想史和社會史的關注也逐漸成了我的愛好之一。”正是這樣一種學術思想的演進才能有《闡釋》一書的面世。

《闡釋》一書形成的20年，也是文化意識滲透、灌注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20年，同時也是系統科學運用到文學研究領域的20年，劉明華先生緊緊地扣住學術史的發展脈搏，更重要的是他將這一新興的學術思路和研究方法分享給自己的學生，讓學生感受到學術史發展流動的軌跡，而且融入其中，吸收營養，訓練思維。《闡釋》的部分章節就是著者和他的學生共同完成的，也有學生領悟其學術精神后單獨創作的。據筆者所知，劉明華先生長期為學生開設了《文化學研究》課程，使得這一學術思路和研究方法得以傳承和發揚，《闡釋》的出版可謂其成效初見。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序言中說，這部書是“研究與教學的綜合成果，這當為高校教學提供值得思考的成功經驗與積極范例”。系統的學術工程需要代代學人的不懈努力和勇敢探索，所以學術思想的傳承與學術研究本身一樣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