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游記》作者之爭的回溯及新思考——兼與顧潔誠先生商榷
楊俊
【內容提要】 針對南大顧潔誠意見一一作了回應,從《淮安府志》、吳承恩《射陽先生存稿》與百回本《西游記》之關聯,系統地回溯了這場百年來的爭論經過,客觀地評述了各方觀點,并提出了新觀點。 【關鍵詞】 《淮安府志》 吳承恩 百回本《西游記》 最近,南京大學顧潔誠先生的《<西游記>作者之我見》對近年來關于《西游記》作者之爭提出看法,實為難得。但,顧先生說“一些支持吳承恩說的學者的觀點也都屬于主觀臆測”“這些結論的得出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他們的前提是已承認吳承恩為小說《西游記》的作者,但他們又恰恰要用這些觀點來證明吳承恩確是作者,所以,這些結論是不成立的。”并進一步說“我認為小說《西游記》的作者確實不是吳承恩。長期以來吳承恩作《西游記》已成為文學常識,實際是錯誤的。”⑴這武斷的推斷加上不從歷史、實際出發的結論也是“主觀臆測”,不能使人信服。 讓我們回溯《西游記》研究史,作者之爭一直是針鋒相對、旗鼓相當的。 關鍵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 最早的版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記》系金陵世德堂付梓,扉頁上沒有作者姓名,只有“華陽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字樣,共二十卷,且第九、十、十九、二十卷又題“金陵榮壽堂梓行”,第十六卷第三行又題“書林熊云濱重鍥”,這實際上是至少三種版本混合、雜糅而在的版本,這留下了一樁令人困惑難解的懸案。況且在明代中葉,正統文學“詩文”仍占據主導地位,通俗小說難登大雅之堂,百回本《西游記》又是一種“借神魔而言情,托鬼怪而喻意”的神魔小說,對當時勢如烈焰的道教多加譏刺貶斥(帝王崇道),誰敢將姓名署上?這是特殊時代特殊的辦法,作者隱姓埋名,恰恰是合理而真實的狀況。 顧先生梳理“疑吳”、“否吳說”的諸多證據,其中最關鍵的是對于明天啟《淮安府志》卷十九《藝文志·淮賢文目》中:“吳承恩:《射陽集》四冊口卷,《春秋列傳序》,《西游記》。”記載問題的質疑,這并非新話題,而是自魯迅、胡適以來的舊話題,1983年,章培恒重新拾起,作為主要質疑論據之一,“并沒有說明這是一種什么性質的著作,同名著作在歷史上并不少見”,以此向通說挑戰。黃永年、楊秉祺緊隨其后,構成“疑吳、否吳說”“三殿軍“。至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山西學者李安綱步其后塵,徹底否定吳承恩著作權則是后話。⑵又有臺灣、日本及海外學者遙相呼應,形成“世紀之爭”的絕妙景觀。李安綱只是其中用力最勤、吶喊最響的人物。⑶卻也從上述方志中尋求疑問,那么,以蘇興、蔡鐵鷹、謝巍、曹炳建等為代表的學者們是如何應對這一關鍵問題的呢? 蘇興仔細梳理了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看法,認定魯迅、胡適等人并非盲從。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把吳承恩的《西游記》與“雜記”聯結起來談,就不能講什么“孤證”,游記類的東西既不需要“善諧劇”者來寫,也難于因而“名震一時”。天啟《淮安府志》編撰者是當時當地人,“孤證”也可以立。況且,過去時代人對筆記小說與通俗小說并沒有明確的區分,把通俗小說稱為“雜記”也有可能。(4)萬歷二十年陳沅之序《西游記》,概括作者的特色便是“跅弛滑稽之雄”。這是讀《西游記》者的共感,吳玉搢由“滑稽之雄”聯想及于“善諧劇”者作的雜記,把《淮賢文目》著錄的“吳承恩《西游記》”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記》身上,并非毫無根據,而是合情合理。 蔡鐵鷹認為,對《淮安府志》提出疑問固然很重要,但這樣的理由假想成份太重,明顯地缺乏后續手段。按正常的邏輯推理,要證實吳承恩的《西游記》確系異書,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找到吳承恩同名異書的《西游記》或有關資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這兩個問題上都難得出令人比較信服的結論,天啟《淮安府志》的記載,距吳承恩生活的年代不過四十年,應當可信,輔以“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吳承恩小傳,以及吳氏生前好友陳文燭、陳耀文、“通家晚生”吳國榮所作的《射陽先生存稿》序跋、清初鄉人也是知名學者吳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記述,便構成了百回本《西游記》為吳承恩所作的主要證據。(5)謝巍先生指出:“不知章君(指章培恒,筆者注)有否研究明人的一些方志,或者曾經瀏覽一下明人方志中的“經籍”“藝文”等,凡有“經籍”、“藝文”、“著述”、“書目”等一門的,均以人物為主,著錄其著作,也就是著者目錄,從未見有分類目錄。因而,也就不會有著錄說明它是否通俗小說(明人無此概念),更不會著明它有多少回。較重要的詩文集才見著錄多少卷,一般的書有著或不著錄卷數的。可以說沒有一部明人“演義”小說著錄它有多少卷,這是方志書目的特點。因為在正統又守舊的修志人看來,通俗小說是不應該列入“經籍”“藝文志”之中(如自同治《山陽縣志》開始,藝文志便不列《西游記》)。那么,天啟《淮安府志》怎么著錄呢?有二個原因,一是吳承恩“復善諧劇,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6),而《西游記》是其“復善諧劇”的代表作、成名作,怎么能不著錄呢?二研究一下天啟《淮安府志》的修志經過,便可知道吳承恩的表外孫丘正綱所起的作用,以及修志人的欽佩膽識。由于特殊原因,這部小說才列入“〈〈淮賢文目〉〉”。“懷疑”,一種還沒有證實的想法(指章培恒懷疑,本文作者特注),怎么能成為證據呢?僅僅“懷疑”,而沒有確實的證據,怎能推翻前人的說法呢?(7)曹炳建指出:諸多疑點可以證明,天啟《淮安府志》并沒有目驗吳承恩的著作,只是照抄前代有關“〈〈府志〉〉”。查《明史·藝文志》,曾為《射陽先生存稿》寫過序的陳文燭,曾撰寫過《淮安府志》十六卷。天啟《淮安府志》很可能就是照抄陳文燭的《淮安府志》。對于《西游記》,陳文燭含糊其辭,既不言明性質,又不言明卷數,顯然有難言之隱。陳氏應該是吳承恩親友中少數幾個知道吳承恩寫有小說《西游記》的親友之一。陳氏將吳氏《西游記》收入正史,是由《西游記》宗教性質決定的。一般正史雖不收通俗小說,但并不拒絕宗教類作品,這從歷來正史《藝文志》多有“釋類”即可看出,在《千頃堂書目》之前,還有一部《徐氏家藏書目》,又名《紅雨樓書目》,在其“子部,釋類” 就明確記載著:“《西游記》,二十卷。”(8) 由此可見,關于天啟《淮安府志》有關吳承恩《西游記》的記載問題,應當科學、客觀地審視,“懷疑”固然有點道理,但不能以此為證據,科學的實證從未建立在“懷疑”的基礎上,“懷疑”恰恰是最突出的“臆測”“假設”“假想”,顧潔誠先生重復、繼續章培恒諸君的“懷疑”恰恰正是屬于亙古未有的“主觀臆測”。至于揚言“惟一一條‘可信’的證據就這樣被徹底推翻了”,恐怕太過于武斷,陶醉于“先入為主”的臆測、“懷疑”,便進而推斷“那還有什么證據證明吳承恩是小說《西游記》的作者呢?一切都只是主觀臆測”,就更加罔斷,真理走前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顧先生的推斷揚言失之于罔斷與輕率。有什么證據?《淮安府志》就是證據,《射陽先生存稿》就有證據,“金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記”就有證據,問題是,你(讀者也罷,學者也罷)如何客觀、冷靜地看,無視蘇興、謝巍、蔡鐵鷹、曹炳建也罷,無視吳玉搢、阮葵生、丁晏也罷,但無視《淮安府志》、明中葉以來中國社會及文學發展狀況、“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記”所透露的關于作者的蛛絲馬跡,就太過于武斷與輕率,當然,這樣做非常方便、省事,打倒吳承恩,踏上一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我們認為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吳承恩的“承恩”二字在百回本《西游記》中出現過三次,劉勇強認為“這樣漫不經心地把名字嵌入小說中,是否不近情理呢?”,黃永年指出“如果吳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輝的‘八戒’的前面(9),顧潔誠也認為“兩位先生的意見很中肯,雖說在明代避諱不像其他朝代那么嚴格,但把自己的名字隨便用到自己的小說中去總還是不合理的”。這些見解均從一般正統文學家的角度看問題,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判斷(不是“臆斷”)事理應根據具體情況,不能脫離特殊的人物、事物。百回本《西游記》在明代文壇(當時)究竟有何地位?那個時代正宗的文學恐怕并非小說!哪一個人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理直氣壯地公開聲稱自己創作小說?!即使《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也都是隱姓埋名呀!《西游記》蔑視天庭、嘲弄佛道教,唐突儒學,“三教混融”,喜笑怒罵皆成文章,確是一部富有寓意的“游戲之作”(10)吳承恩一生坎坷、失意。“復善諧劇”,詩詞文賦曲、小令、小說眾體兼備,涉足大運河、南京、茅山、鎮江、揚州、杭州、湖州、長興、長江、蘄州等地,與百回本《西游記》誕生相輝映、交織、融通,至今還找不到一個取代他的人成為百回本《西游記》的定稿人,恐怕也證明非他莫屬。走“近”吳承恩,走“近”百回本《西游記》,走“進”吳承恩的時代生活、精神世界;百回本《西游記》的誕生地南京(秣陵)、茅山,“華陽洞天主人校”,非閑筆也。參透這些,我們再看“承恩”二字那么鮮明生動而滑稽地跳入億萬讀者的面前,并非劉、黃、顧三豪杰桃園結義般地斷然否定作者,而實際意義與價值所在,便是,為何這樣做?吳承恩不甘心啊!?他豈能讓心血(大半生)白流,有意點染,貌視閑筆,恰是“萬馬齊喑”“白色恐怖”下的“為了忘卻的記念”呀!?你說是罷?!他“真的猛士,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這是怎樣的哀痛者與幸福者啊!”。陳文燭不甘心,丘振綱不甘心,吳玉搢、阮葵生、丁晏也不甘心啊!?魯迅先生更是不甘心,胡適尤其不甘心,不僅有《西游記考證》,而且還重寫了第八十一難。這種舉動,將名字嵌入小說中,恰恰是古代文人的玩世、游戲筆法的具體表現啊!古往今來,并非吳承恩一人而己。屈原、司馬相如、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不都做過類似風雅的舉動嗎?看看他們的名字、綽號及作品便能理解了!從另一方面衡量則恰恰印證了非吳承恩莫屬啊?為什么不嵌其他名字,恰恰嵌“承恩”呢?參透這些,便能心領神會呀!今日研究者若能參透這些,不正是進入與古人達到平等對話的“知音”境界嗎?高山流水、射雕英雄在水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