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在討論的文學經典問題是很有意義的。討論中有不少真知灼見，但我覺得也存在一些片面的看法，如認為文學經典的變動主要由于權力的作用和“意識形態的操控”，似乎與作品的藝術品質沒有太多的聯系；又如認為只要是意識形態對經典化的介入，那么必定就是歪曲了作品本身，只有負面的作用，沒有正面的影響。這些看法是否經得起文學經典化事實的檢驗呢？這里我想以《紅樓夢》的經典化的個案分析，嘗試著回答上面所提的問題。

《紅樓夢》是中國歷代以來唯一以一本書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門專門學問的作品，這就是大家所稱的“紅學”。進入“紅學”圈子的人，上至高層官員，國學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數之眾多，可與西方的“莎士比亞學”相比美。特別令人困惑的是，不論政治權力如何變化，不論意識形態如何“操控”，《紅樓夢》的文學經典地位不可撼動，不像其他作品那樣在權力的更替和意識形態的變動中起起伏伏，可以說《紅樓夢》是經典的“長青樹”，這里究竟存在什么奧秘？

一 《紅樓夢》的藝術品質與文學經典第一極

《紅樓夢》作為中國十八世紀的一部古典小說，其后成為文學經典的“長青樹”，首先是它的藝術品質非同尋常。它所描寫的是當時一個大家族的興衰和一個愛情悲劇，題材并沒有什么獨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寫、敘事和抒情，卻帶有高度的藝術印記。

《紅樓夢》的藝術品質可以就以下四點來談：

1、《紅樓夢》藝術描寫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觀性的描寫和主觀性的描寫藝術地融合在一起。《紅樓夢》對生活的描寫，就像生活本身那樣原始、豐富、多樣和復雜，可以說達到了渾然天成的地步。雖然大體而言《紅樓夢》只寫了一個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寬的。我們甚至于可以說，生活有多么遼闊，《紅樓夢》描寫的世界就有多么遼闊。問題還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遼闊上面，而更在對待生活的忠實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邏輯去寫，“尊重”筆下每一個人物自身的性格軌跡，不把他們當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惡強加到人物上面，隨意進行褒貶，哪怕就是對賈政、王夫人、王熙鳳作者也能很客觀地加以對待，讓他們說他們所說，做他們所做，充分寫出了他們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不論作者同情誰，厭惡誰，決不把自己的感情傾向表露出來。作者喜愛林黛玉、賈寶玉、晴雯、鴛鴦等，但他盡力把這種喜愛隱藏起來；作者厭惡賈母、賈赦、賈珍、賈璉、王熙鳳、薛寶釵等，他也盡力把這種厭惡隱藏起來。誠如曹雪芹自己所說的：“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

《紅樓夢》描寫的客觀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熱”的。或者說它的描寫又是最主觀的，因為作者把自己對生活的詩情畫意的審美體驗，充分地藝術地滲透進對生活的描寫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藝術特征。或者說，作者通過對描寫素材的進行了熔鑄和提煉，加以審美化和詩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詩人的體溫，灌注了他的心血，讓人感受到所描寫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氣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讀者不能不為他的描寫所感染和感動。誠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這“字字是血”我們可以《紅樓夢》中從字里行間體會出來。

最客觀又是最主觀，在《紅樓夢》中形成了一個具有張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藝術悖論，正是這藝術悖論，是《紅樓夢》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觀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觀的世界，真正尋找到藝術的世界。

２、“言情”小說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國古代描寫愛情的小說很多，為什么這許多愛情小說都經不起歷史和時間的篩選，《紅樓夢》獨能“脫穎而出”，二百多年來贏得無數讀者的青睞，在文學史上獲得崇高的地位，成為永遠不被摧垮的文學經典呢？這里我覺得有三點是其他言情小說無法達到的：第一，《紅樓夢》創造了言情小說的新范式。我們注意到，此前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也有不少描寫愛情的優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這樣的：“才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了“佳人”，或倒過來“佳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了“才子”，兩人一見傾心，瞬間產生了感情，于是暗中傳遞消息，表達彼此愛慕之心。但他們的心思或行動終于被人發現，因為違反禮教而受到阻繞，“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彼此相思、痛苦，其狀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狀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終于賜婚，有情人終成眷屬。這種范式的寫法構成了一個“文學社會”，如著名的《西廂記》、《牡丹亭》等，都屬于這個“文學社會”，連朝鮮的《春香傳》也無比如此。更不要說那些比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產生的言情、人情世態、才子佳人小說很多，如《林蘭香》、《金云翹傳》、《女開科》、《平山冷燕》、《情夢拆》、《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好逑傳》、《吳江雪》、《定情人》、《玉之璣》、《賽紅絲》、《錦香亭》等等，這些作品都是這樣或那樣地重復這個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漸湮沒無聞。在這個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種各樣的小說的意義都是有限的。《紅樓夢》則沖破了這個陳舊的“范式”，開創了言情小說的“新范式”：賈寶玉與林黛玉則因經過長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對“仕途經濟”而相互愛慕。可他們的愛情終因違背了封建禮教的規定而遭到封建衛道士的扼殺而失敗，并釀成了悲劇。林黛玉死了，賈寶玉出家了。這個愛情“新范式”的要點是：男女主人公的相愛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礎，和相互之間長期的了解和愛慕，但由于反人性勢力的壓迫或由于無法避免的原因，最終造成了悲劇。這個新范式容納了現代愛情悲劇的要素，因而具有現代意義。實際上，《紅樓夢》的愛情新范式一經流行，那種“才子佳人”式的“文學社會”就被拆解，而一個以《紅樓夢》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學社會”就被確立起來。不論哪為作家，只要他寫的是現代的愛情悲劇，就自覺不自覺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紅樓夢》新范式的“文學社會”中。魯迅的《傷逝》、張愛玲的《金鎖記》、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差不多都是《紅樓夢》新范式的變異。可以肯定，我們今后還會有新的“愛情小說”，特別是愛情悲劇，不論如何創造，很難跳出《紅樓夢》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寫不完的《紅樓夢》。

３、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時并現。一般的作品或者創造典型，或者營構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紅樓夢》三者兼而有之。《紅樓夢》創造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許多典型，已經是十分可貴。但同樣可貴的是，它還營造詩一般的意境．讀者走進大觀園，就會走進有情景交融所構成的或熱烈或溫馨或凄涼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讓人體驗到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達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紅樓夢》還有那奇怪的寫滿字的石頭，有絳珠草，有賈寶玉生下來就掛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虛幻境”，有“正冊”、“副冊”……這些象征意象，給人以撲朔迷離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學意味都耐人尋味，至今仍是未能解開之謎。典型屬于“知”的領域，意境屬于“情”的領域，意象屬于“意”的領域，《紅樓夢》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開，是人的智慧的結晶。

４、漢語白話的成熟形態。《紅樓夢》所使用的語言是白話。它的白話是最純凈的，最典范的，最豐富的，最生動的，最具有表現力的。《紅樓夢》之前，沒有產生這樣的白話；《紅樓夢》之后，白話則因受東洋和西洋文化與語言的影響，各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遭到各種“標準化”的影響，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純凈的豐富的品質。我們現在很難想象還有誰能超越曹雪芹用純熟的白話寫出新的小說來。

以上四點，是我對《紅樓夢》藝術品質的看法，應該說多數人都這樣那樣地肯定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只有著名的“紅學”家之一的胡適盡管拿《紅樓夢》的考證來宣傳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缺乏認識的，甚至認為“《紅樓夢》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韓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游記》。”①這只能證明胡適并不十分懂文學或他持有文學偏見。他的這些說法與魯迅等絕大多數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觀點無法掩蓋《紅樓夢》的藝術光輝。

文學經典有兩極：一極是作品的藝術品質，即作品的藝術原創性、意義的豐富性、藝術描寫的特點、藝術展現的遼闊空間和藝術語言的生動性等。只有高度的藝術品質所產生的藝術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這才能保證作品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沖刷而作為文學經典保留下來。一部藝術品質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時的權力推崇和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而喧囂一時而成為經典，一旦推崇它的權力和意識形態過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經典的地位。《紅樓夢》之所以能成為文學經典的長青樹，是因為它的藝術品質這一極是經得起嚴格的審美檢驗的。離開這藝術品質這一極，無論誰權力多大，鼓吹得多么賣力，都無法保證《紅樓夢》的文學經典地位。

二“紅學”與文學經典第二極

文學經典的成立不僅需要文本的藝術品質第一極，還需要“文本接受”這第二極。如同“接受美學”所闡明的那樣，當一個文本未被閱讀之前，還不能成為審美對象，文本的藝術品質再高，也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當文本被讀者閱讀之后，其藝術世界被具體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構成審美對象，才真正成為作品。對于文學經典來說，它必須經過歷代作者的持久的閱讀、評論和研究，特別被一些具有權力的人、具有學者資格的人所評論和研究。《紅樓夢》成為文學經典的長青樹，就是它的藝術品質被眾多讀者所評論和研究，并非常幸運地形成了“紅學”，從而使這第二極變得十分強大。因此考察幾代“紅學”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考察它們從哪個角度切入《紅樓夢》的藝術世界，對于解開《紅樓夢》的文學經典長青樹之謎，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從《紅樓夢》的意義空間說起。《紅樓夢》實際上圍繞著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悲劇，描寫了一個大家族賈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個白茫茫一片真干凈”般衰敗的過程。中國封建社會是由家族為單元的。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意味著，“家――國――天下”是一個鏈條，可以透過一個“家”看一個“國”，透過一個“家”與“國”再看一個“天下”。這樣，曹雪芹的《紅樓夢》由家族描寫所展開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超越了許多小說。從這一個意義上看，《紅樓夢》歷史地具體地生動地描寫了一個“家族”，其意義的多義必然是多元的，說不盡的。人們必然可以從中解讀出不同的東西來。誠如魯迅所言：對于《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間，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來，化了十年時間，默默無聞寫出了《紅樓夢》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鶚續成了120回本，并兩度印刷。在沖破了封建統治階級以“淫書”為名最初的“焚書毀版”災難之后，《紅樓夢》開始盛行，遍及海內。當時有“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此后，有所謂“索引派”的“舊紅學”的解釋，有胡適、俞平伯的考證派的所謂“自敘傳”觀點“新紅學”，有1954年受到毛澤東支持的“革命紅學”，還有更為激進的“文革”紅學，有“文革”后的五花八門的新新紅學，……，雖然對《紅樓夢》的意義發生了爭論，各種意識形態在這里角力，賦予《紅樓夢》各不相同的意義，但它們都不能不說是這樣或那樣地抓住了《紅樓夢》部分意義，而《紅樓夢》作為“文學經典”地位則不但始終沒有受到沖擊，反而在爭論中更更見燦爛和輝煌。各種意識形態都承認《紅樓夢》是文學經典，都從《紅樓夢》里發現了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說服力。這難道是偶然的嗎？這說明了作品本身的遼闊意義空間，引來不同讀者對文本的不同接受，這是《紅樓夢》建構為文學經典的另一極。

那么，具體說來，各派“紅學”都是如何來接受和闡釋《紅樓夢》的呢？這種闡釋是否都是勉強的？他們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投射給《紅樓夢》的時候，根據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們首先來看最早產生的“索引派”。“紅學”中的索引派是把《紅樓夢》中的本事與歷史上某些實有的人物與事件相互比附。那么這種比附是否能從《紅樓夢》的描寫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來紅學索引派的產生確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紅樓夢》第一回引作者的話說：“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余，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這段話對于一般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毫無疑義。但對于研究《紅樓夢》的人來說，其意義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確有“甄士隱”和“賈雨村”兩個線索人物，看來作者的確是把真事隱去了，用假語村言寫出來了，那么作者隱去的“真事”是什么呢？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測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懺悔的話，似乎用此書回憶一個曾經興盛過的家族的往事。這樣，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測這是否是寫清初一個大家族的興衰過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說、“傅恒家事”說、“和坤家事”說、“張侯家事”說相繼問世。這些索引派總是通過小說人物與現實人物的所謂“關合處”，使小說與歷史構成某種“互文”關系。

“紅學”索引派的文化蘊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種風尚，即所謂“文人感事，隱語為多；君子憂時，變風將作”。就是說，文章做法有隱有顯，隱是一層，顯又是一層。隱為謎底，顯為謎。用今天的話來說，即通過文章的隱語來暗指某人某事，已發泄心中的感情，成為一種文化傳統。所以索引派對于《紅樓夢》的“真事隱去”、“賈語村言”特別加以關注，并由此切入展開對《紅樓夢》的影射對象的解讀，是有一定根據的，是中國寫作傳統的一種延續，根本不為足怪。至于說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頭記索引》，明確提出《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滿”。蔡氏認為，《紅樓夢》的作者“持民主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義”。如“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即“紅”字影“朱明”王朝；“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也；小說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為依據，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賈寶玉“言偽朝之帝系也；寶漁者，傳玉璽之義也，即指胤初。”③這種解讀中已經隱含“反滿”的意識形態，這對于“反滿”、“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識分子來說，自有他們的批評眼光，也與《紅樓夢》所寫的事件與細節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胡適、俞平伯的曹雪芹“自敘”說，相對于索引派的“舊紅學”，被稱為“新紅學”。他們認為《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他們通過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證，力圖說明《紅樓夢》所寫的人與事不過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親歷親聞親見。應該說，這種“新紅學”是有一定根據的。從大量的考證來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當時政府的重要官員，曾任“江寧織造”，很有權勢也很富有，但后來獲罪，最終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這一由盛而衰的變故，對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極深，體驗極深，嚴重影響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紅學”從考證《紅樓夢》作者的身世出發，得出結論：“《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里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義”之筆墨，展現了一個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過程。這應該是一種“洞見”，它揭開了《紅樓夢》“寫實”的精神⑤，揭開了作品所展現的藝術世界與作者親歷親聞、切身體驗的密切關系，認為可以從曹雪芹家事的考證中，獲得了解《紅樓夢》的鑰匙，為《紅樓夢》的研究開辟了新路。胡適和俞平伯的“自傳”說與《紅樓夢》所描寫的場景大體契合，也就具有了相當的價值。當然，這種研究是具有“五四”時代的意識形態性的，即從“五四”的新精神，特別是“個性解放”出發，更多關懷個人的身世變化，而與“索引派”往往關心影射某個家族不同。

１９５４年在批判胡適唯心主義的運動中，胡適和俞平伯的“新紅學”遭到嚴厲的批判。而當時青年教師李希凡、藍翎為代表的“革命紅學”觀點則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從今天的觀點看，對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的批判并不恰當。“新紅學”一派觀點完全可以存在和繼續發展。但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藍翎為代表的“革命紅學”。李希凡、藍翎的“紅學”觀點當然是充滿政治意識形態含義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會運轉到了后期，封建貴族階級已經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他們的沒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從這種意識形態催化出來的“革命紅學”，也自有合理之處，也貼近作品本身，也成為一種“洞見”。李希凡、藍翎最早的評紅論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⑥寫道：“紅樓夢出現在滿清帝國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乾隆時代正是滿清王朝行將衰落的前奏曲。在這一巨變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階級不可避免的死亡命運。這惡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崩潰開始。曹雪芹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這時代的轉變中崩潰了，使他不得不過著貧苦的生活。自然，作為在富貴榮華中生長起來的曹公子，在‘貧窮難耐的凄涼’的生活中，對‘當年笏滿床’的盛世是不無惋惜懷念的。作者通過書中許多人物的對白，時常流露出追懷往昔的哀感，這正是作者世界觀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一樣，曹雪芹的同情雖然‘是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預感到本階級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他將這種預感和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在紅樓夢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內部腐朽透頂的生活真實地暴露出來，表現出它必然崩潰的原因。作者用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的圖畫埋葬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命運。盡管這是一首挽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我之所以要不厭其煩地引用這段話，是因為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概括出“革命紅學”的基本觀點：1、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必然滅亡論；2、階級論；3、作者親身體驗論；4、挽歌論；5、現實主義論。應該說，“革命紅學”的這些觀點幾乎統治了半個世紀，至今仍有它的價值，這是為什么呢？顯然，這些觀念盡管是充滿政治意識形態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實際的。從《紅樓夢》具體感性的描寫中，我們的確可以看到“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的確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的圖畫埋葬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命運”，的確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繪是“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得來的，的確感到這是作者為自己所同情的階級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確可以感到作者整個描寫是“現實主義”的。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關于作者親身體驗的觀點，與胡適、俞平伯的“新紅學”觀點并無二致，實際上是把“新紅學”的考證的結果原本地接受過來，這說明了“革命紅學”與“新紅學”之間的聯系，而且是密切的聯系。

從索引派的“舊紅學”到“新紅學”，再到“革命紅學”，它們的意識形態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會寫作文化傳統，或者是“反滿”的意識形態；“新紅學”背后的意識形態是“五四”時期所形成的啟蒙主義思想，“革命紅學”背后的意識形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階級論和唯物史觀，但它們都支持《紅樓夢》作為文學經典，都形成了對于《紅樓夢》經典的“洞見”，都揭示出《紅樓夢》所蘊含的某種意義。不同意識形態卻都支持同一部文學經典，這種現象說明了什么？首先，這三者都指向“一個家族的興衰”，可見“家族的興衰”對于中國社會歷史面貌的一種縮影，具有廣闊的意義空間，不同的觀點都可以從“家族的興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讀。當然，描寫家族的興衰的作品不止《紅樓夢》一部，還有別的作品也寫“家族的興衰”，為什么就不能獲得與《紅樓夢》相同或相似的閱讀效果呢？

當然，這與《紅樓夢》的藝術品質相關，與《紅樓夢》的意義空間是否遼闊相關；但更為重要的是與文本接受狀況相關。文本接受的權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紅樓夢》接受的權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無法比擬的。如索引派的存在，與乾隆的閱讀參與有關。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說，廣為流傳，據說與乾隆有關。據《能靜居筆記》作者趙烈文回憶，他曾聽說過：“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明珠家事也。’”⑦這條記載的可靠性如何，很難斷定。但起碼有此傳說，則是無疑的。另外毛澤東對《紅樓夢》的閱讀、評論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領袖地位和在國內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閱讀參與和文本接受，使《紅樓夢》的文學經典地位更為穩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紅學”的創始人也非平凡之輩，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在學術界頗有影響。更令曹雪芹感到幸運的是，他的《紅樓夢》獲得普通百姓的欣賞，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來后，不脛而走，紅樓故事幾乎家喻戶曉。這就回答了為何以一個“家族的興衰”的故事寫的小說，而獲得大家都認同為經典原因。由此也說明，政治意識形態對于文學經典的建構，不完全都是負面的，不都是偏見，有時候倒構成一種研究的視野，而生發出對經典作品的一種真知灼見，那種認為意識形態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當的。

三《紅樓夢》研究視野與文學經典化兩極的連接

前面我們以《紅樓夢》研究為個案，闡明了文學經典化的兩極。但是“藝術品質”這一極與“文本接受”這一極不能連接的話，那么文學經典的建構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學經典化這兩極如何才能連接呢？這是一個必須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我們知道有不少作品藝術品質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況不好，而不能成為經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況很好，卻因藝術品質差，而難以成為經典。這里的問題關鍵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義是否開闊，可供挖掘的東西是否深厚，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某部作品是否“說不盡”，總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義無限遼闊，可供人們挖掘的東西很多，那么雖有意識形態風暴和文化權力的橫行，也可能出現作品的意義“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學經典”里立穩腳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亞和中國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紅樓夢》由于它所描寫生活的廣度和深度達到極致，藝術表現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所產生巨大張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遼闊闡釋空間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經得起不同意識形態的沖刷和解釋，也經得起研究視角的探索與挖掘。換句話說，由于作品本身的藝術品質，它以多元的召喚結構，可以向各種研究視野敞開，從而形成文學經典化兩極的對接。

“紅學”流派除了上面所舉的“舊紅學”、“新紅學”和“革命紅學”之外，也許更重要的還有王國維開始的《紅樓夢》批評，這種批評的視野和價值取向顯出更為多樣的形態，從這里也許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兩極”連接的橋梁。

例如，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與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證派專從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圖回到《紅樓夢》自身的價值結構。王國維評論的視野是叔本華的生命哲學。曹雪芹乃中國１８世紀作家，叔本華是德國１９世紀哲學家，他們之間有何關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觀念與叔本華的生命哲學有和關系呢？但是王國維在熟讀了《紅樓夢》之后，在理解了叔本華之后，終于在生活與欲與痛苦三者為一的生命哲學，與《紅樓夢》“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者，無不與痛苦相始終”的現實之間，實現了一次順理成章的連接。

又如，夏志清的《〈紅樓夢〉里的愛與憐憫》一文，也是著眼于《紅樓夢》的內部的“愛”與“情”的層面。但《紅樓夢》的中的“愛”與“情”會與基督教的教義有聯系嗎？當然一般人根本不會從這個視野去考察《紅樓夢》。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從基督教的教義的視野對《紅樓夢》作出詮釋。夏志清說：“《紅樓夢》雖是一部言情小說，它最終關懷的‘圣愛’（agape）原勝于‘愛’eros，是憐憫與同情遠勝于情欲。”這種詮釋對于《紅樓夢》提出的“意淫”的確可以對接起來。

我們來說說王蒙的“紅學”研究。我們讀王蒙的《紅摟啟示錄》，覺得王蒙把《紅樓夢》讀活了。似乎他把紅摟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們身邊的親戚、朋友、同學、同行等，他似乎在評論《紅樓夢》，又似乎在評論我們經歷過的生活本身。為什么會這樣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會有人這樣來解讀他的書嗎？按照我的觀察，王蒙是按照現實的人、人的生活來理解《紅樓夢》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到《紅樓夢》中去尋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寫了對王夫人的分析，我讀后，就覺得他是對照某個年代發生的人和事來寫的。但王蒙否認這一點。他說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來的樣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問：“為什么《紅樓夢》偏偏提供了歧義性？同是著名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怎么就沒聽說過被研究成‘密碼’，‘縮微’，‘圖是信息’？外國文學瑰寶多矣，怎么也沒聽說這種獨特命運？”王蒙自己回答：“說來說去還是由于《紅樓夢》相當全面、真實、豐富、準確、而又包羅萬象地、規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們對《紅樓夢》的興趣就是對于世界、對于生活、對于人自身的興趣。”⑧看來王蒙對于《紅樓夢》的研究，也就是對于現實人生自身所存在問題的研究，他覺得紅樓故事中的每一個人物，不過是現實生活中的一種角色。我們可以通過《紅樓夢》種種人物來理解現實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紅學”研究是通過人、生活本身在《紅樓夢》文學經典兩極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

上面所舉三例，研究的視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藝術品質”和“文本接受”兩極實現連接。這就說明對于文學經典化過程的兩極，可能會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連接。我們不能肯定那種一概以外部的所謂權力作用、意識形態的“操控”的單一視野，來解釋文學經典化問題。在文學經典化問題上，充分理解這兩極及其連接是十分重要的。對于目前正在進行的文學經典問題的討論，我們理應有更具說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① 《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９０頁。

② 魯迅：《〈絳洞花主〉小引》，見《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頁。

③ 蔡元培《石頭記索引》中認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紅樓夢卷》上，第319頁，中華書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頁。

⑤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紅樓夢》“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見《魯迅全集》第8卷，第19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藍翎文章發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藝報》同年18期加以轉載。

⑦ 《紅樓夢卷》第二冊，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第３７８頁。

⑧ 王蒙：《紅摟啟示錄》，三聯書店，１９９１年，第２５８－２５９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