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乾隆五十八年（1793 ) ，“南京船”運載《紅樓夢》 由長崎港進入日本，自此《紅樓夢》 開始了它在東瀛日本的生涯。在這兩個多世紀間，《 紅樓夢》在日本的流行情況如何？日本學者文人如何受容《紅樓夢》這部堪稱中華民族文化瑰寶的著作？日本紅學的發展情況如何？文章就明治前后、大正、昭和時期《紅樓夢》在日本的流行情況作了一番考察并對《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作一簡單介紹。

關鍵詞： 《紅樓夢》 日本傳播 日本紅學

Abstract: Cao Xue-qin’s great work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s taken to Japan in 1793 by “The Ship of NanJing” through the port of Nagasaki. This paper off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reading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uring the Meiji， Taisyo and Syowa periods.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cceptance and popularity; Redology in Japan 一、明治前的《紅樓夢》 寬政五年(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冬，《紅樓夢》由長崎港進入日本。當時在長崎廣泛從事商業貿易的村上家的一本名為“發貨賬本”［1］的古文書中，記載了該年11月3日從乍浦出航，12月9日進入長崎港的南京船（船主王開泰）帶來書籍目錄，其中有“紅樓夢 九部十八套”的記錄。該目錄中只有“紅樓夢”字樣，版本尚不明確。但從船的出航地和發行的部數來看，可推測該書是蘇州版的《繡像紅樓夢全傳》。嘉慶八年（1803年），引進的“唐本”及漢書目錄中，也有“繡像紅樓夢全傳 二部各四套”的記載，旁邊標注“右見用として唐方へ”的雙行注釋。“唐方”指“唐通事”，用以稱呼當時的翻譯及隨船人員。當時在日本，想成為通事首先要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白話長篇小說作為語言教材進行學習。剛開始，《紅樓夢》只被作為自習教材使用，“見用”就是“供閱讀使用”之意。同年的舶來書目中，還有“繡像紅樓夢 二部二套” ［2］的記錄。日本紅學學者伊藤漱平認為該書是東觀閣在江南（南京）重新翻刻的本衙藏本。這部書同樣也有“見用として林甚八郎に相渡す”的注釋（林甚八郎是當時的唐通事。［3］這些舶來書目至今仍保留在日本長崎縣立圖書館、長崎縣立博物館、東京宮內廳書陵部和內閣文庫中。 關于明治以前《紅樓夢》在日本的流傳情況，文獻上的追溯顯得異常困難。唯一的文獻是幕府末期，日本文人畫家田能村竹田（1977-1835）的隨筆《屠赤瑣瑣錄》卷三“記述紅樓夢”中的關于“川（穿）堂”“影壁”兩種建筑構造的敘述。 《紅樓夢》對明治前日本文學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曲亭馬琴的作品中。他的代表作《南總理見八犬傳》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影子。《八犬傳》中兼具仁、義、禮、智、忠、信、孝、悌等封建道德的八犬士誕生的構思，與《水滸傳》故事的開端有很多相同點。而每個義士出生時身上都有一顆靈珠的構思也很可能是從《紅樓夢》中寶玉口含玉降生得到的啟示。日本學者細川晴子指出：《曲亭藏書目錄》（東洋文庫藏書本）中有“紅樓夢 四帙二十四卷”［4］的記錄。細川在她的《馬琴與紅樓夢》中指出：天保七年，曲亭馬琴為了寫人情小說《此花新書》從伊勢松阪的友人小津桂窗那里借得《紅樓夢》。天保十年，他構思的另一部作品《宿世結彌生雛草》無論從時間還是從題名看，很明顯是得到神瑛侍者（賈寶玉）和絳珠草（林黛玉）投胎轉世姻緣說的啟示。曲亭馬琴在《朝夷巡島記》的書評《犬夷評判記》中以《紅樓夢》第一回五言絕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言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為畫贊；然而，也許他并沒理解曹雪芹所謂的“一把辛酸淚”的真正含義。 二、 明治維新后的《紅樓夢》 明治十年（1877年），東京外國語學校把《紅樓夢》定為語言教材。明治六年六月，該校教師花費數年時間為《紅樓夢》袖珍版一百二十回標注發音和注釋。《紅樓夢》的教材化，擴大了《紅樓夢》在日本的知名度。然而這一時期的漢學家們，大都重視對中國歷史、語言文字及詩詞曲賦的研究，《紅樓夢》不是作為小說被重視而僅僅只是語言教材。《紅樓夢》研究論文也為數不多。［5］ 明治時期，日本出現了第一個紅迷——幕末前上州高崎藩藩主大河內輝聲（號桂閣，1848—1882）。他與當時駐日公使何如璋、黃遵憲（當時的參贊，書記官）的筆談收錄在《筆話》一書中。 明治十一年九月六日，以“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6］為題的筆談中，黃遵憲寫道：“《紅樓夢》乃開天辟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恨貴邦人不通中語，不能盡其妙也。”又寫道：“論其文章，宜與左、國、史、漢并妙”對《紅樓夢》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黃遵憲的話，激起了大河內輝聲對《紅樓夢》的興趣，他從清朝公使館員手中借到此書，不僅通讀完畢，還為其加訓斷句，請使館人員為其加注準備出版。但遺憾的是他35歲就去世了，出版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另一個紅迷是依田朝宗（1823—1909）字百川，號學海。他對《紅樓夢》的興趣是受到大河內輝聲的影響。明治十一年五月六日，學海被邀請到大河內輝聲的桂林莊看牡丹，認識了當時的公使隨員沈文熒。兩人的談話激起了學海對《紅樓夢》的極大興趣。第二年二月份學海通讀了《紅樓夢》，并在日記上留下了“極盡世事人情當與我國的《源氏物語》相提并論”的字跡。明治三十九年四月雜志《心花》中載有他的《〈源氏物語〉與〈紅樓夢〉》［7］短篇評論文。該文指出兩部作品雖然時隔數百年，但在“人情”上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學海的藏書中有藤花榭刊本《紅樓夢》，抱甕軒刊本《續紅樓夢》，申報館聚珍版《紅樓夢補》等。 森泰二郎（號槐南，1863—1911），明治詩壇上與國分青崖并稱兩大漢詩人。槐南從小酷愛詩詞、小說、戲曲，在東京外語學校就讀期間已通讀《紅樓夢》甲戍本，讀后還寫了《賀新涼》一詞。明治十一年六月和七月的《花月新志》中槐南發表了吟詠《紅樓夢》的七律詩各一首；十二年六月，在《新文詩》別集十號中，發表了《題紅樓夢后》的七律詩四首；二十五年四月，以《紅樓夢序詞》為題，譯出了第一回的《楔子》部分，并附上全書的內容簡介，發表于《城南評論》中；同年十一月，又在《早稻田文學》發表了《紅樓夢評論》。他在遺著《作詩法講話》的“小說概要”一文中，對《紅樓夢》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名著，并對其進行詳細論述。可以說森槐南是曹雪芹在日本的又一知音。 槐南死后，《紅樓夢》第一回試譯本出版。爾后島崎藤春在《女學雜志》發表了題為《紅樓夢一節——風月寶鑑》（《紅樓夢》第十二回末一節）的抄譯本。后來，北村透谷把它改編為小說《宿魂鏡》發表于明治二十六年一月的《國民之友》178號春期附錄。《紅樓夢》譯作的出現說明《紅樓夢》對日本文學領域的影響更加深入。［8］ 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笹川臨風在《江湖文學》的創刊號上發表了名為《金陵十二釵》的文章。《金陵十二釵》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的概要，是明治三十年出版的《支那戲曲小說小史》的增補。 明治三十年代，宮崎來城（名繁吉，1871—1933）在《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明治三十八年）中，引用了《紅樓夢》第六回中的大部分內容，并加了譯注。他的《支那戲曲小說文鈔釋》是當時早稻田專門學校（后來的早稻田大學）的講義記錄。 長井金風（1868—1926）在雜志《文章講義》明治三十六年八月刊的《名文解剖漢文》欄目中對《紅樓夢》進行簡要介紹，對四十五回中薛寶釵探望林黛玉后，林黛玉所寫的《秋窗風雨夕》中的一節進行評釋，并對賈寶玉探病一章的原文進行講解。長井金風認為這些內容與《源氏物語》中描述光源氏被流放一卷意境相似。 明治三十四年，《新聲》雜志十一月刊的《桂花集》發表了奧田梅皐（名恒次郎，1880-1945）的《論游仙窟與紅樓夢》。飯田吉郎認為“作為人情小說，兩者的結構和文章有比較的價值” 明治四十年代， “京都支那學”創始人狩野直喜（號君山，1868-1947）的演講筆記《關于支那小說紅樓夢》刊載于明治四十二年正月的《大阪朝日新聞》（英文版刊載于明治四十一年《活人》雜志）。文中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內容還包括這部著作的優點、文學高度、語言的精煉性等等，并推測出《紅樓夢》的成書時間大致在雍正到乾隆中葉之間。狩野直喜被認為是當時 “真正讀懂《紅樓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