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人們習慣上將企業視為一個經濟學范疇的概念，因此，對于企業性質的分析也多從經濟學的角度去進行。而本文認為，企業性質的經濟學解釋是不充分的，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的一種組織方式，它的產生應該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因素。本文在回顧了已有的企業性質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深刻剖析了企業所具有的三個本質特征，并以企業的社會學特征為起點，

以西歐企業的發展史為例，作為企業雛形的手工工場取代行會制度的社會原因。從而得出，針對企業性質的研究不應該僅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而更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

關鍵詞： 企業手工工場行會社會階級

一、引論

針對企業性質的經濟學解釋的文章已經有很多了，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從社會學的角度對企業出現的原因及其邊界的決定進行分析。經濟學分析的基礎是人的經濟理性的假設，因此在對企業性質的解釋上也多從經濟效率的觀點出發。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人的經濟理性是普遍存在的，為什么企業只在特定時期的西歐出現，而在其它具有相似經濟發展階段的地區卻沒有獨立地出現？比如說中國。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追問：企業的產生，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因此，我認為單從經濟學的角度對這一新的生產組織形式的出現的原因進行解釋可能是不充分的。本文認為企業不僅僅具有經濟學屬性，它還具有更多的社會學屬性，也就是說企業也許并不是單純追求經濟效率目標的產物，它更可能是在一定的社會基礎上，在對一種社會目標追求下而產生的。企業作為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它的產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會階級力量的基礎，而它的產生和發展又使整個社會階級力量的構成發生改變，并進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政治制度的變革。本文在對企業本質特征認識的基礎上，對企業的起源進行了歷史的考察，進而解釋手工工場制度取代晚期的行會制度的原因，這二者之間的跨越是本質上的，它體現了一個以特權等級為基礎的封建制度向一個以自由契約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或市場制度的飛躍。

二﹑企業理論的評述

如果將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比喻成一個“人”的系統，那么消費者理論與生產者理論就是這個“人”的兩條腿，而企業理論作為生產者理論的核心，其在微觀經濟學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自古諾1838 年的論文發表以來，有關企業理論的研究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目前理論界對其脈絡發展比較公認的觀點是劃分為兩個階段，即新古典企業理論階段和現代企業理論階段。新古典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只是人的經濟理性自然選擇的結果，其目標就是在成本約束的條件下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至于有關企業的性質，企業邊界的確定，以及企業內部可能出現的X 低效率等等一系列問題不應該成為經濟學研究的領域，或者說這些應該是管理學所關注的。現代企業理論則將這些問題納入到了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他們認為這些新古典學派覺得無需解釋的問題恰恰是經濟學問題的所在。但是，我認為現代企業理論對企業性質以及企業邊界的解釋并不是充分的。科斯雖然運用了交易費用的概念，但仍然未脫離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尤其對企業邊界的解釋，更是牽強地運用了邊際分析的方法。這些在形式上雖然是完美的，但卻失去了更多的實際價值，更弱化了該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80 年代開始，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不斷地完善科斯的理論，他們沿用了有關交易費用的概念，并發展了企業理論的分析方法。一是以威廉姆森為代表的，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及機會主義的傾向，提出了資產專用性程度的概念，從而運用長期合約的不完全性來解釋企業對市場的替代和企業的縱向一體化；二是以張五常、楊小凱為代表發展起來的間接定價理論，張五常認為企業并不必然以非市場方式代替市場方式，而是用高效率市場代替低效的市場，即“以一種契約形式取代另一種契約形式”（張五常，《企業的契約性質》）。而有關企業邊界決定的問題，科斯認為企業的邊界是由市場運行成本與企業組織成本之間的均衡決定的，并且十分牽強地運用邊際分析來解決企業規模靜態均衡的問題。而張五常認為現實世界是復雜的，由于中間商和轉包商的出現，使契約形式多樣化，所以該條件并不真正決定企業的規模，而只是決定要素市場契約替代產品市場契約的范圍，我們很難根據這一條件清楚地斷定企業的規模應該如何。

以上有關企業性質和企業邊界的解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有道理的，但并沒有對企業為什么只在特定時期的特定地區出現給出充分的說明。我認為，企業的經濟學意義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對企業進行社會學分析之前，認我們對企業的本質特征有所認識。 三、企業特征的再認識

有關企業特征的認識存在許多不盡相同的觀點。在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本質特征被認為是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存在成本約束的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投入產出性組織。而在交易費用學派那里，企業的本質是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科斯就認為，在企業之外，價格變動決定生產，這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協調的；在企業之內，市場交易被取消，伴隨著交易的是復雜的市場結構被企業家所取代，企業家指揮生產。“企業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羅納德·哈里·科斯《企業、市場和法律》上海三聯1990 年版第3 頁）。產權經濟學家張五常則認為，企業和市場都是一種合約，其不同點只是市場上的合約主要以短期合約的形式存在，而企業內部實質上是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簽訂的一系列相對長期的合約的組合，因此他們認為企業的本質是一系列合約的集合。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企業的本質特征是資本家通過雇傭工人，榨取剩余價值，獲得壟斷利潤。

我認為這些觀點都從不同角度強調了企業特征的某一方面，而忽視了其他一些也十分重要的特征。產權經濟學家強調了企業的特征是一種合約，這過多強調了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平等性，而馬克思則強調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性，忽視了二者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我個人來看，這兩種觀點都有其片面性，認識企業的特征應該有一個更加全面的概念框架，也就是說，描述企業特征不應該只強調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是要對企業特征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1．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企業是在一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在分工協作的基礎上建立的，以收益（無論這種收益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最大化為目標的生產性組織。這一特征強調了企業的經濟學屬性。

2．從管理學的角度，企業是一種服從權威，具有等級性質的科層組織。也就是說，企業內部的主體之間不具有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性。為了資源配置的效率能優于市場，企業必須具有這樣的組織屬性。

3. 社會學的角度，企業體現的是資本對勞動的雇傭關系。作為資本和勞動共同體的個體手工業者，由于其資本勞動的非分離性特征，決定了他不具有企業的社會屬性。企業的產生決定了工業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大社會階級的出現，正像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決定了土地所有者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出現一樣。

以上三點概括了企業的基本屬性，即作為生產主體的經濟學屬性，作為組織的管理學屬性以及作為社會主體的社會學屬性。本文就是試圖在認識企業特征的基礎上，深入探究企業的起源，對企業的性質及邊界問題給出社會學解釋。

四、企業的起源

本文的目的是對企業性質進行社會學分析，因此談到企業的產生，自然也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尋找原因。任何模式的社會生產都有其組織方式的社會特性，而企業作為在一定歷史階段發展起來的社會生產的組織方式也必然有它的社會背景因素以及它的發展所產生的社會后果。現有的企業史理論認為企業的雛形可追溯到手工工場，認為手工工場是企業最早的組織形式，并且給出了手工工場產生原因的經濟學解釋。交易費用學派認為，企業出現的必要條件是現實世界的交易費用不為零，企業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當它比市場更能節約交易費用時，便取市場而代之。而另一種理論則認為，單單用交易費用來解釋企業的出現是片面的，應該包括生產要素的社會結合會帶來種種額外的好處，這些好處是分工合作的結果。因此企業應該被看作為了分工合作的利益和節約交易費用并達到均衡的組織﹙阿爾欽，德姆塞茨，1972；楊小凱，1998﹚。上述有關企業產生原因的理論解釋都是為了說明，生產組織形式的演變主要是出于節約交易費用的目的以及為了分工協作所帶來的好處。可這真是一種生產組織形式產生的充分理由嗎？企業不僅僅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它同時也是社會變革的產物，并且隨著其形式的不斷發展也推動了社會的變革并使社會走向進步。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無論在哪一個社會發展階段，其社會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組織形式下有秩序地進行的，無論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還是依賴于交換的商品經濟社會。而且可以進一步地講，任何一種社會的各階級力量的構成狀況都是由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組織形式所決定的，同時這種生產組織的形式也決定了其社會的文明程度。而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的很重要的尺度就是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是否平等，是否存在等級森嚴的特權階級。人類為了追求平等這一理想的努力也在不斷地推動著社會制度的更迭，促進著社會的進步。西歐封建制度取代羅馬帝制無疑是人類爭取平等理想的一次巨大成功，但從經濟效率方面來說，封建的生產方式并不是一種最優的選擇，因為它沒有顯示出比中央集權的帝制中國更優越的生產效率，但是它戰勝了集權的帝制。西歐之所以能容易地建立封建莊園經濟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除了其歷史上的帝權基礎不斷被削弱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此種生產組織方式所決定的社會力量構成更符合西歐人一貫的社會力量的制衡原則。

封建制度雖然實現了社會各種力量的平衡，但它仍延續了以往社會的以特權為特征的等級制度，這也預示了它必然會被更平等的社會所取代。首先，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在該制度下的農業生產的組織狀況。諾斯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1999 年1 月第二版）中就論述道，“封建主義被看作是一種契約性的財產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勞役用來交換保護和公正，地方領主及大領主最終為國王提供兵役以保衛王國(82 頁)”。但其隨后又說“莊園這種契約關系的焦點，雖然等級制度的頂層是最大的領主——國王，但我們已經看到在典型的封建時代，保護和公正主要是地方領主的職權(83 頁)”。也就是說在封建制度的農業經濟中，在莊園這種生產組織形式中，農民與封建貴族之間雖然表面上是一種契約關系(也即平等的含義)，但本質上是以特權為基礎的，農民并非是自由的。他們對土地具有很強的依附性，他們不能自由地離開土地。雖然各莊園領主貴族之間存在著對勞動力需求的競爭，但法律上是不允許農民自由流動和選擇領主的。這種對勞動力流動的束縛充分地體現了該制度的等級的特權屬性。

以上討論的是西歐封建時代的農業經濟的組織形式，那么在城市中，手工業又是怎樣的狀況呢？行會制度是西歐封建城市手工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的典型制度。湯普遜在其《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63 版）一書中對西歐的行會制度的建立與發展進行了十分詳盡的研究。行會出現最早的例子是科倫的織工行會，它出現于1112 年，到1149 年它已經成了組織嚴密的公社。實際上，到了十三世紀，德意志城市的整個工業世界，已經在行會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了。這一發展預示了：莊園工業的崩潰，勞動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移動，從而產生了新工業制度的力量。湯普遜認為，行會的歷史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政治活動，而在于商業和工業活動，它們是中世紀解決商業和勞動問題的手段，行會控制資本并管理，它們支配生產和分配，它們規定工資和價格。湯普遜同時也指出了行會制度所具有的特權等級特征，“行會限制招收學徒的人數，限制學徒可以自行開工之前必須學習的年限，從而限制手工業勞動者的數量供給，它們規定非行會會員的產品不能在市場上出售，限制會員之間的競爭”。（439 頁）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行會是通過特權來阻止市場的正常競爭秩序的，而這正是有違市場經濟制度的自由契約精神的，而且我認為這也是手工工場制度取代行會制度的根本原因。因為，從生產的組織形式來看，手工工場與行會是十分相似的，而這決定了其生產效率的差別可能是很小的。讓我們來看一下湯普遜在書中對晚期行會的生產組織方式的描述，“行會在初期原來是有內部民主精神的，但不久有一種分裂發展起來，而這種分裂到十三世紀末就固定下來，匠師成長為行會成員中的貴族，后來拒絕普通工人入會，這樣行會就改成為一種關門主義的資本家的團體..，這樣一來，資本和勞動間的沖突，在中世紀后期，就出現在舞臺上了，普通工人成了像一個工廠里的工人那樣——雖然那時沒有工廠—— 他們從行會匠師那里領取原料，并在家里制造它們，他們成為工資工人，以罷工來反對削減工資或爭取更高的工資，他們遭受失業和‘艱難時期’的危險，這批雇主由于占有行會的積蓄與操縱價格和工資而獲利”（440頁）。而手工工場主們在最初也是通過采用“分包制”，越過行會的管制來建立他們自己的生產鏈條的。二者的生產組織方式雖然是相近的，但行會卻有控制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的特權。

到了行會制度的晚期，這二者更是開始趨向統一，手工工場主與行會貴族之間的差別越來越不明顯，例如湯普遜在書中寫道：“勞動階級成了一個無組織的工業群眾，其中唯一的分裂是技術上的差別，..另一方面，雇主是集合在大商業和手工業組織內的，然而雇主間的差別的標準，大多不是行業的類別，而是各種行業所控制的資本的數量。在勞資兩個階級中間，匠師占著一個中間等級，他們是工人的監督或工頭”（440 頁）。但二者的本質差別決定了行會制度的日趨瓦解，從而被手工工場制度所取代。因為要建立市場經濟，必須消除特權的存在，所有社會力量都必須在自由契約的基礎上進行交換，而企業作為這一經濟制度的基本的生產組織形式，它是這一制度追求的結果，因為只有通過它的確立才能產生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而這正是這一制度得以建立的社會基礎。并且隨著企業的發展，直到工廠制度的確立，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制度或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

企業制度的社會后果是工商業資本家階級和勞工階級構成了社會的主要階級力量。這兩個階級相對于貴族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歷史進步性已經被之后的歷史發展所證實。而以企業的市場組織方式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也極大地推進了整個社會的民主與法制進程。如果在西歐的經濟社會中，企業產生的歷史還不足以說明企業并不僅僅是經濟理性的產物，而更多的是社會因素的結果的話，那我們不妨舉個反例——企業制度沒有發展起來的中國。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明中期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即手工工場開始出現，但為什么后來企業組織沒有得到發展呢？如果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肯定是牽強的。其原因是在中國，沒有如同西歐一樣的孕育企業組織產生的社會環境。楊小凱認為，中國之所以缺乏企業組織發展的環境，是因為中國社會或者說政府十分忌諱各種組織的建立。政府一直追求松散的社會生產力量的構成，以防止威脅統治的有組織的社會力量的產生。而企業不僅是一種有效率的生產性組織，它更是社會力量推動的結果，并反過來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它會動搖整個特權階級，而要求建立平等的，具有自由契約精神的市場經濟制度。而以特權階級為基礎統治者們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極力壓制手工工場的發展，與此同時，又由于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自耕農和個體手工業者為主要生產者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因此不會有如西歐那樣其它制衡力量的出現。所以說企業不可能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并不是缺乏經濟動因，而是沒有對企業組織產生起作用的社會因素。所以中國的社會生產的組織方式一直是分散的個體手工業，而并沒有建立以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關系為基礎的企業，因此也就不會產生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只有土地所有者階級、貴族官僚階級、農民階級和個體手工業者，這種社會力量的構成當然不會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 五、企業邊界決定的重新認識

談到企業性質的理論，我們就必須涉及企業邊界決定的問題，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企業性質的理論框架。科斯認為企業的邊界是在市場運行成本與企業組織成本之間的均衡決定的，但我認為，將市場制度與企業制度這二者運行成本的比較作為企業邊界決定理論的基礎是不合適的。讓我們假設一下，五十年前的經理們肯定難以想象得出今天的經理是如何管理一個銷售收入達三千多億美元的巨型企業的，而讓我們去想象五十年后，一個經理可能會管理多大規模的企業也是很難得出結論的。因此絕不能認為企業的規模是靜態的，現代科技的發展和管理知識的進步已經使企業規模的擴大沒有了技術上的障礙。那么企業的邊界是如何決定的呢？我認為企業的邊界是由各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決定的。在一個完善的現代市場制度中，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力量是多元的，它們代表著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某些具有壟斷潛力的企業會不斷擴大其邊界，以便加強其壟斷的力量，而其他可能會由于該壟斷力量擴大而遭受影響的利益集團自然會通過各種途徑加以抵制，要求限制企業規模的擴大。所謂的企業邊界就是由各種追求不同利益的社會集團相互競爭，通過談判而決定的。因此我們不可能斷言一個企業的規模到底有多大，而是特定社會所能容忍其規模擴展到什么程度，即企業壟斷權力的擴張會在多大程度上動搖該社會經濟力量多元化的基礎，以及可能產生的力量間的不均衡。

現代的經濟理論家們經常地運用經濟學來解釋企業規模的決定，認為規模的擴大和縮小都是理性人對效率的追求。我認為這種分析方法是十分片面的，也是會讓人誤解的，因此如果只是用這種方式解釋，那么似乎企業規模的擴張和壟斷權力的擴大在經濟上都將是合理的，可這顯然是不明智的。因為所謂的成本收益可能是虛假的，并且即使在經濟上是有效率的，我們也不能忽視其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如果任其借用效率理由來擴大企業的邊界以增強壟斷權力，那將會破壞整個社會的力量構成，形成少數的寡頭利益集團，進而影響政治。一個社會出現寡頭政治制度結構，與社會中人與人平等的追求顯然是相悖的。因此，對企業邊界的研究，必須涉及社會學的分析，單純的經濟學分析是不具實際意義的。至于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素，不僅是經濟因素，而更多的是社會各種力量的制衡。一個健康有效的社會，必須存在多元的利益集團，而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其話語權的代表，只有這樣才能防止企業壟斷權力的具有威脅性的擴大。政府、競爭對手、公眾應當成為社會限制力量的強有力的主體，而不是僅僅依靠所謂的兩種制度的邊際成本的比較來構成對企業擴張的限制。

六、結論

企業作為市場經濟制度，或者說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其產生及發展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因素背景的。因為企業體現了市場經濟制度的自由契約精神，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由資本數量決定的，而非人為的特權決定的，而這應該被視為歷史的進步。因此我認為企業產生及發展的動機，單單從經濟效率的方面來考慮是不完善的，而應該從社會學的方面對其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促使企業產生的社會因素以及企業發展所產生的社會結果，都值得人們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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