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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理性競爭戰略

劉文勇

摘要:隨著我國對于開放電信市場承諾的逐步履行,競爭不斷加劇,“資費調整”勢在必行。我國民族移動通信企業應把握好機遇,根據博奕論經典模型——豪泰林模型所體現的理性競爭實質來看,在短暫的WTO過渡期內,中國移動通信企業應當盡快掌握理性競爭戰略,以增強實力,迎接挑戰。同時,從國外成熟的移動通信業發展來看,定價必須要顧及廣大消費者福利,實現公平。對此,我們采用西方經濟學規范分析方法進行了說明。

關鍵詞: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理性競爭 公平定價

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發展令人注目。到2002年10月底,移動電話交換機容量已達26087.9萬戶,移動電話用戶19583.3萬戶,移動電話普及率達14.95部/百人。按國際慣例,人均GDP達到1500美元時,電話(包括移動電話和固定電話)普及率應達到10%左右,而僅從中國的移動電話的普及率來看,已超過這個指標,但人均GDP只有900余美元。這表明中國的移動通信業發展過快?還是信息化要求提高了這個指標?不爭的事實告訴我們,當今世界已經邁入了信息化、全球化時代,中國的信息化程度遠未達到發達國家的普遍發展水平。因此,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發展應該是加快,而不是減速。據新華信市場研究與咨詢公司近日在北京實施的一次針對新增手機用戶業務使用狀況的市場調查顯示:2002年上半年,新增用戶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占80.5%,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用戶占80%。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中國手機用戶快速增長的原因是:年輕人盡管收入低,但家庭、生活負擔較輕,對于日常生活中彼此間的溝通和聯絡更加注重,對于擇業信息、獲利信息等的獲取需求較強,其中,學生群體更有肯為子女花費的父母做堅強的后盾。這說明,中國的移動通信業的發展是有后勁的,不斷擴大的年輕消費群體正日益成為主流。

隨著我國對于開放電信市場承諾的逐步履行,競爭不斷加劇,“資費調整”勢在必行。而且,從現實的國內市場運行來看,消費者也一直在不斷呼吁“資費下調”。對此,國家一直在考慮適宜的政策,以促進移動通信企業的長遠發展,并保證公共福利的實現。2002年,出臺了關于《實行市場調節價電信業務收費的項目》的文件,其中就移動通信產品定價來看,市場調節部分依然不包括本地移動載體上的公用移動電話業務的收費。中國漸進式改革要求我國經濟逐步融入到世界體系中來,全面的資費調整已成為必然。我國民族移動通信企業應把握好機遇,在短暫的WTO過渡期內,盡快掌握理性競爭戰略實質,以增強實力,迎接挑戰。同時,從國外成熟的移動通信業發展來看,定價必須要顧及廣大消費者福利,實現公平。

一、中國移動通信業的理性競爭戰略

中國的移動通信市場主要為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簡稱中國移動)和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簡稱中國聯通)兩家企業所分享。截止2002年9月底,中國移動用戶是13037.1萬戶;中國聯通用戶是6001.9萬戶。“兩個寡頭”壟斷是當前中國移動通信市場格局的特征。。二者為爭奪市場,已有幾次變相的價格戰。以廣東省為例,兩家企業的市級公司曾相繼推出過免費送話費;免月租費;降低通話費等措施,用優惠來招徠顧客,擴大市場占有率。這種變相的價格戰是國家政策所不允許的,雖然受到百姓的歡迎,但對于企業的發展是不利的,無序降價競爭也是一種變相的國有資產流失。成熟市場中的企業間競爭更多的應是理性競爭,如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的價格戰最終形成的是利益共享、均分天下局面。我們可以運用博弈論中的經典模型——豪泰林價格競爭模型來說明理性競爭的實質。

豪泰林價格競爭模型是用來說明在兩家寡頭壟斷的市場中,當產品存在差異,庫諾特模型不能解釋“勃川德悖論”時,價格的決定問題。其前提假設是:(1)兩家寡頭的市場類型;(2)消費者對不同企業產品擁有不同的偏好;(3)用非價格因素的產品空間地域位置不同造成的購買成本不同代表兩家企業提供產品的差異性。目前中國的移動通信市場是符合這三個前提假設的:(1)兩家寡頭即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2)消費者選擇哪一個網絡是有一定的個人偏好的;(3)這種偏好并不是完全由價格形成的,還有服務質量、品牌等非價格因素。

根據豪泰林模型的結論:均衡價格=平均生產成本+產品的差異量。在平均生產成本一定的情況下,企業間提供的產品差異越大,均衡價格就越高,從而利潤就越大。原因在于產品間的替代性隨著差異性增加,企業壟斷能力便增強,這樣導致競爭越來越弱,從而均衡價格將更接近于壟斷價格,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這才是從企業角度應該考慮的理性競爭的實質。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所提供的產品也是有差異性的,這種差異性不是基于企業核心競爭力基礎上而形成的差異,主要是先天造成的基礎網絡設施差別、人為的技術壟斷差別以及由此形成的在消費者心目中偏好的差別三方面。第一,基礎網絡設施方面。由于中國移動是在原國家郵電電信總局移動通信資產總體剝離的基礎上組建起來的,發展早、規模大、網絡覆蓋面全,而中國聯通則由于發展晚,基礎網絡設施建設不及中國移動。這種由基礎網絡設施所決定的差異是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但隨著中國聯通實力的不斷壯大,長期看必將發生變化。基礎網絡設施的完備程度制約了產品質量,從國家信息產業部關于電信質量的通告中,可以看到,在2002年第三季度,移動電話業務方面的申訴案件占電信質量申訴案件的60.7%,其中中國移動占27.79%,而中國聯通則占32.9%。第二,人為的技術壟斷方面。主要體現為第三代通信技術經營許可證被中國聯通一家獨有,使得兩個企業之間形成技術上的差異。但是目前CDMA所占份額較小,而且這種差異也將是短暫的,是國家基于扶持聯通發展,促進競爭的需要,而給予的政策優惠。第三,消費者偏好方面。消費者偏好的差別是基于對不同企業的認知度而形成的,其關鍵在于顧客對產品的質量、服務,以及企業形象的認同感,超過顧客認知價值的削價競爭會是顧客對企業形象產生懷疑,反而不利于擴大產品的銷量,不利于理性的競爭。從中國聯通與中國移動的市場占有率上來看,中國移動好于中國聯通,而新興的CDMA手機目標公眾似乎是高端客戶。

總結來看,中國移動通信業在以往國家產業政策的指導下,長期處于壟斷、“大小分吃”的格局,即便是競爭也是非理性的價格戰,沒有從理性競爭的實質出發,來培養各自的核心競爭力。而對于入世后的國外移動通信企業沖擊,國家相關部門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打破壟斷定價,移動通信企業也各自擁有先天的、人為的產品差異,但是距離理性競爭戰略實質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今后要加強的應該是基于平等技術開發為核心、優質的服務質量為內容、特色的服務措施為亮點的核心競爭力的培養,以形成持久的差異性。不能再依靠先天優勢和人為政策造差別、壟斷定價造利潤了。況且,從世界移動通信業的競爭態勢來看,發展初期的高壟斷性形成的高額入網費及高額通話費在不斷降低,今天的世界移動通信業已經逐步向“平均利潤”時代發展。資費不斷下調,競爭日趨激烈,迫使企業由規模經濟向效益經濟轉變。在這個調整期內,企業要生存與發展,就必須設法尋找新的出路,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必須放棄以往慣用的單純依靠價格因素來擠垮競爭者,達到“單贏”的目的,而應該從“單贏”轉向“雙贏”。因為全球化經濟的發展特點是相互滲透與融合,技術通用性、業務綜合性、經營策略廣泛性的企業更能夠適于競爭。競爭與合作原本矛盾的行動,現已被統一到企業的發展戰略中來。所以,對于中國移動通信企業,不論是目前的兩家,還是未來可能的多家,放棄價格戰,基于差異性基礎上,實施理性競爭戰略才是出路所在。 二、中國移動通信業的公平定價策略

中國作為WTO成員國,承諾2005年前開放電信市場,國際電信業巨頭必將紛紛搶灘中國這一最大的、最具潛力的市場。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電信企業的主導地位。對于中國移動通信業來說,競爭加劇、資費下調將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但是中國的移動通信企業還是具有一定優勢的:(1)網絡總體規模、容量;(2)技術先進性,如CDMA;(3)既成的市場占有率;(4)本土化的人性服務;(5)突出的人才成本優勢。這將是中國移動通信企業制勝的關鍵。居安思危,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基于差異性的理性競爭戰略有助于中國移動通信企業長遠發展。從國外成熟的移動通信業發展歷程來看,企業間應減少價格戰。在統一技術服務標準下,基于差異性展開競爭的結果往往是兼并與結盟,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企業間合謀制定高價。由于移動通信業中網絡設施本身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互補性產品——手機的生產成本的降低,加之中國潛在市場有效需求量的不斷開發,移動通信產品的需求彈性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網絡運營商更多地將會采用“低價多銷”策略來擴大利潤空間。況且,國家政策對于壟斷利潤也是有限制的,企業產品定價要考慮公眾的福利和社會的效益,實現公平。

那么,中國移動通信企業的產評定價應當遵循什么樣的公平原則呢?我們認為公平價格應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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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P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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